未封圣的圣徒 #2

在受洗节天下之水皆圣洁

（一则可编入未来《训诫集》的故事）

有人问一位著名俄国神父，他如何能在多年囚禁中坚持做礼拜。长老回答 ： “许多神父都能背诵礼拜文本。面包不难找到，虽说有时不是小麦面包。葡

萄酒要用浆果汁代替。至于举行仪式的供桌，按教会规矩那里应该放置受难基督徒的部分遗骨，我们就在我们的弟兄、被关押的神父中选一位身材最高大的人。他裸露上身躺下，我们就用他的胸口当供桌，完成礼拜。在劳改营里大家都是受难者和忏悔者，都随时准备为基督而死。”

“神父，您如何在受洗节让清水变成圣水呢？如果说经常做礼拜就能记得住词的话，那么受洗节的祷告一年才说一次，祷告词又很长。”

“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些祷告词。要知道，只要天下任何一个地方的东正教堂里举行了大圣水仪式，由于神圣教会的祈祷，天下之水都会变成受洗的圣水。这一天，我们可以从任何一眼泉水取水，所取的水都不会腐败，都是神赐之水，受洗之水，多年不会变质。”

反宗教宣传的专家们不久前曾断言，受洗之水之所以多年不变质，是因为神父们偷偷在杯中放入银锭、银币和十字架。针对此说，教会中的机智人士编出这样一则谜语 ：“如果圣水仪式在伏尔加中游的一个截面举行，此处河面宽一公里，水深七米，水的流速是每小时五公里，神父用来使水变成圣水的工具是一个木头十字架，因为教堂太穷，请问一升受洗之水中含有多少银离子？”

阿瓦库姆神父和普斯科夫州委全权代表

一年夏天，古老洞穴修道院里的一位老人、守门人阿瓦库姆修士在晚祷后的餐厅宣布，他决定再也不放不信东正教的人走进修道院。够了！浓妆艳抹的观光小姐挽着不信神男人的胳膊在修道院里闲逛，隔老远就能闻见那些男人满身的烟草味，还有共产党员和浸礼会教徒，还有新出现的教会再合一主义者，还有穆斯林搂着不信神的犹太佬。这一切应该结束了！

弟兄们没太在意这位老人的唠叨，但有人问道 ： “你怎么区分谁是东正教徒，谁又不是呢？”

阿瓦库姆陷入深思。但没想太久。

“谁能背信条，我就放谁进来！不会背的，你就在门外转悠吧，修道院里没你什么事！”

众人对他的话付之一笑，然后便抛到脑后。可次日早晨，当修士们在礼拜之后分头去干活时，却惊讶地发现修道院里不似往常，没几个人影。几位虔敬的朝圣者在修道院漫步，对着教堂画十字。一些熟悉的妇人走过来接受祝福。背着包袱的香客在礼拜后坐下休息。一位圣愚围着水井转圈跑。往常那些令人厌烦、成群结队的旅游者不见踪影。简直就像是古代的神圣罗斯！显然，阿瓦库姆神父真的耍起脾气，兑现了诺言。

果真如此。一大早起，阿瓦库姆神父接班把守正门后，便要求每位进门者背诵九世纪前两次大公会议神父们制定的信条。这一要求很简单 ：任何一位入会的东正教徒都能准确背诵这段文字。

从早晨五点半到十点，每位走进修道院大门的人均没有在背诵信条方面遇到问题。十点之后，从普斯科夫开来第一辆旅游大巴。不言而喻，这些苏维埃旅游

者中无一人能够通过阿瓦库姆的考试。他们只会站在关得紧紧的大门前咒骂、恐吓。可对于在布达佩斯城下结束战争的老兵阿瓦库姆神父而言，这些恐吓简直显得可笑。

又驶来一辆大巴。外国游客接着赶来…… 到正午时分，修道院门前聚起一大群躁动不安的人。普斯科夫州委宗教事务全权代表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尤金前来院长神父处午餐，此人是普斯科夫州整个宗教生活的主要监督者，他透过他那辆黑色伏尔加轿车的车窗看到了那群人。

在修道院，全权代表的姓氏被大家根据谐音有意叫成“犹大”。这并非因为这位全权代表比谁都坏。任何一位宗教生活监督者都自然会成为教会所遭受的外部奴役之象征。公正地说，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是个相当善良的人，他在机关工作多年，却未因过剩的权力而变得冷酷无情。不过，他也是个说一不二的主人，主宰着归他领导的所有神职人员的命运。他可独自决定剥夺任何一位神父所谓的“注册”权，使后者无权在教堂继续待下去。这只是一桩不足挂齿的小事。一位神父若引起这位全权代表不快，最后或许会不知不觉地遭遇一大堆麻烦，这位克格勃干部有可能据此作出判断，将某人视为会危害到苏维埃制度的危险分子。因此，修道院的所有负责人，包括普通神父，一听到召唤便会立时跑进这位全权代表的办公室，丝毫不敢怠慢。

只有院长加夫里尔大司祭是个例外。加夫里尔大司祭是唯一一位，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尤金会自己去找加夫里尔大司祭。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可能是院长有意为之。还有一点，加夫里尔神父是位强硬独立的院长。他很执着，如若作出决定，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是的，也有人恶毒地假设，全权代表尤金来修道院是接受“训话”的，因为院长的军衔更高。可这只是毒舌诬陷。虽说众所周知，当年的修道院院长们无法不与国家政权的代表们打交道。

眼见自己的“领地”发生混乱，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尤金立马走出汽车。他迅速弄清情况，果断地穿过人群走近大门，挥拳擂向包着铁皮的古老的橡

木大门。

“谁在那边？！马上开门！” “请背信条！”门后传来阿瓦库姆修士威风凛凛的声音。 “什么？！”全权代表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还要什么信条？开门，跟你说话

呢！”

“请背信条！”那边传来的还是这个不屈不挠的声音。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愤怒得喘不过气来。

“你是谁？！你胆大包天啊？我是全权代表！我是尤金！马上开门，要不你会后悔的！！！”

“请背信条！”

这场声调高昂的对话持续了十来分钟。最终，全权代表看看手表，让步了 ：

“开门，我求你了！我要去见你们院长，已经迟到整整一刻钟了。你想想，他见了我会怎么说？”

门后一阵沉默。看来，阿瓦库姆神父显然在活灵活现地设想，这个不幸的家伙会遭遇什么场景。

“是啊，不会向你问好的…… ”他善解人意地叹了一口气。不过，他立马又毫不让步地重复了一句 ：“请背信条！”

“我哪知道你们的信条！”全权代表央求道，“到底怎么说的？”阿瓦库姆神父又陷入沉思，最终他作出决定 ： “好吧，就这样吧。你跟我读。”

门口传来信条中那古老庄严的话语。 “我信奉！”阿瓦库姆说。

“我信奉…… ”全权代表担心地环顾旅游者，说道。 “唯一的圣父！ …… ”阿瓦库姆庄严地继续。 “唯一的圣父…… ”尤金不得不重复。

“主宰！”

“主宰…… ” “天和地的造主！” “天和地的造主…… ”

普斯科夫州宗教事务委员会全权代表当众道出大祷告中的最后一句，即“我相信复活和永生。阿门！”在此之后，大门才敞开一道缝，让这位官员进了修道院。

全权代表狠狠盯了他这位判官一眼，咬牙切齿地臭骂一通，然后冲向院长住处，院长神父已在那里等他，神情相当不悦。

“您是怎么回事，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这么晚？我已经等了您半小时！”院长不满地责备客人。

“您还问我？！”全权代表发起攻击，“您这里怎么搞的！派个精神病去看门。谁都不让进，要让大家背什么信条！大巴、游客都挤在外面的广场上！还有外国人！您想想会闹出什么丑闻来！”

院长这下也慌了，他赶忙派管事神父去了解情况，恢复秩序，阿瓦库姆则立时被唤至院长办公室接受审讯。

当阿瓦库姆走进礼拜大厅，在院长的百般安抚下，借助丰盛的饭菜和法国白兰地，全权代表的火气已有所消退。

看见这位守门人，院长愤怒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你都干了什么？！你未经祝福，就要擅自在修道院实行你的规矩？！”

擅自做主，这对于修士来说确系重罪。院长神父所言没错。阿瓦库姆也立时意识到自己的罪过。他上前一步，扑倒在加夫里尔神父脚下。

“我有罪！请你原谅，院长神父！”

“走开，你这个擅自妄为的家伙！”院长冲阿瓦库姆喊道，甚至用靴子轻轻踹了他一下。

全权代表洋洋得意，面带复仇的快感。在他走后，院长再次唤来阿瓦库姆。

阿瓦库姆进屋后立即跪下。

可院长神父叫来阿瓦库姆，却并非为了责骂他。

“好了，你是好样的！喂，拿去吧！”加夫里尔神父温和地说道，递给阿瓦库姆一瓶拿破仑牌白兰地。

当晚，阿瓦库姆与几位当过兵的老修士心满意足地品尝了著名院长的白兰地的滋味。

黑毛犬

或许，在为一套住宅或一幢楼祝圣时会发生有趣的重大事件？但在简单的礼拜中，人们也会站在上帝面前，哪怕仅有片刻。对于暂时远离教会的人而言这已足够，能让他偶尔之间突然看到他从未目睹的壮观地平线。

在每个人的生活中，一次或数次，定会发生一些自唯理论角度无论如何均难以解释的事件。不过，如若你愿自欺欺人，便可将此类事件视为不可思议的巧合甚或病态的幻想。不错，如若这些难以想象的事件另有其他见证人，事情便会变得复杂起来。此时另有一种可能，即把这一切视为集体的杜撰和幻象。

然而，无论我们如何竭尽全力，对我们神秘的个人精神体验加以解释，试图遗忘，或采取更好的办法，即予以嘲笑，我们依然永远无法彻底解放我们的记忆，让它摆脱猛烈闯入我们日常存在的另一种真实。

接下来，无论我们是对发生的一切进行思考，还是假设这一切从未发生，均已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只是人的灵魂在我们死后会离开肉体，面对新的世界，它不会因其一无所知而责备任何人。它不会像小学生那样抱怨 ：“不是我们做的！他们不让我们做！”是我们做的，他们让我们做了。每个人均会以不同的方式获得对所发生一切的解释。

不过，此类事件尽管意义重大，却又往往颇具讽刺性，甚或可笑。

九十年代，许多人都爱嘲笑那些非教会人士，他们神情严肃地参加东正教堂的礼拜，他们很专注，可画起十字来却有些笨拙，他们的鞠躬也不是时候，对仪式过程显然知之甚少。

对于那些邀请神父去祝圣他们住宅的人，人们更多嘲笑。“赶时髦！”爱开玩笑的人冲那些人冷言冷语。

说实话，我始终乐见这些“蜡烛台”（这是嘲讽者们给这些人起的绰号）。我为他们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尽管动作笨拙，却心怀忠诚和谦卑地站在上帝面前。一切均会留下痕迹，最外行的祷告者也一定能获得上帝特殊的精神赐予，获得他独有的发现，而此类发现是那些嘲笑者在梦中也难以见到的。

我有一位好友叫奥列格·亚历山大罗维奇·尼基金，他早在苏联时期便是一位功勋力能学家。九十年代，他掌管一家大型企业，该企业负责自远东至加里林格勒输电线的运营和维修。奥列格·亚历山大罗维奇和他的同事们都很风趣，但对教会生活，委婉地说，还不甚了解。他们是典型的苏联学者和老式的产业经理。但他们也开始经常来教堂。

做礼拜时，这些同志像木桩一般站在那儿。的确像“蜡烛台”。他们满脸通红，浑身是汗，却不屈不饶，坚持做完一个半小时的礼拜对他们而言不啻真正的壮举。

奥格列·亚历山大罗维奇曾对朋友们说，他要邀请大家去看他的新居，这套不大的别墅位于卡卢加州，他已建设多年，目的是接待客人。他还请我去给新居祝圣。祝圣仪式后朋友们聚餐。我给尼基金一家带去的礼物是一座老式茶炊，以及一瓶喝茶时吃的农家果酱。

应该说，当时我们大多数同胞脑海里的宗教意识都很混乱。从最顽固的无神论直到相信报纸上的占星术，相信有外星人。奥列格·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女儿叶莲娜是个很有教养的漂亮姑娘，可连她也迷恋实用魔术。在数十年的国家无神论之后出现这一情况，丝毫不令人奇怪。（虽说在革命前的俄国我们其实也不乏此类学说。）

我来到奥列格·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别墅时，率先出来迎接我的是一只矮脚黑毛犬。我很喜欢狗，可这条狗的凶狠却让我大吃一惊。黑毛犬疯狂大叫，朝我冲过来，想咬我的腿，它撕破了教袍，我只能拿脚踢它。主人对这只小狗的表现大惑不解，奥列格·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女儿赶紧抱住小狗。

我担心地看了一眼叶莲娜怀中的小狗，它龇牙咧嘴，还想扑过来。我赶紧对

主人说，在我们给房间祝圣时，家里不能有狗。这并非因为我一开始就不喜欢这只矮脚恶犬。教会章程中的确有此规定，我向主人通报了这一规定。

“奇怪的规定。”叶莲娜委屈地说。这只暴躁的狗是她的宠物。

“狗被视为不洁动物。”我郁闷地解释。叶莲娜更生气了。 “那猫呢？猫也是不洁动物吗？” “不是。只有狗才是。狗和猪。”

我当然是在气头上添加这句话的。猪早已被视为不洁之物，自《旧约》时起，可如今许多东正教徒也心满意足地食用猪肉。不过这只被宠坏的卷毛狗已惹恼了我。

“猪？！”叶莲娜喊起来，“您怎能做这样的类比呢！”奥列格·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夫人也支持女儿的意见。 “那么，在您祝圣之后家里就不能养狗了吗？”她问。

“不！可教会视狗为不洁动物也自有其理由。这些规矩不是我们定的，也不该我们来废除。这绝不是说你们要赶走你们的狗。但是至少，为房子祝圣时它不能在场。在举行仪式时，应该找个地方把它拴紧。”

“那您至少也该解释一下，你们教会为什么认为狗是不洁的呢？”叶莲娜不依不饶，“怎么鉴定的呢？其他教义中可没这一条。这不过是偶然的杜撰。”

“没有任何东西是偶然的，”我答道，“至于其他教义…… 您想过没有，叶莲娜，比如用您入迷的神秘论来解释，为什么你们家里养的恰好是条黑毛犬呢？”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可靡菲斯特在浮士德面前现身时恰好也化身为一条黑毛犬。” “对不起，是谁现身？靡菲斯特？”

“就是他。就是歌德悲剧《浮士德》中的魔鬼。歌德改编了一个古老的西方传说。当浮士德决定与魔鬼签订合约时，靡菲斯特化身为黑毛犬来他家做客。”

“您真的在谈靡菲斯特？在我们这个时代？”

“对于那些轻率迷恋恶劣神秘把戏的人来说，靡菲斯特在我们这个时代、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真实存在的。事实上，这些游戏十分危险。靡菲斯特残酷无情，会引诱那些轻信他的人上钩。你们家跑来一条黑毛犬，这其中自有原因。”

“它不是跑来的。是我自己在莫斯科良犬俱乐部买来的。”

“当然。可您没买狮子狗，没买玩具犬，也没买白色矮脚犬，而买了这条黑色矮脚犬！”

客人们聚在周围，兴致勃勃地听我们争论。叶莲娜笑了起来。

“神父，您是在开玩笑！靡菲斯特与这有什么相干？就因为您是一位东正教神父，您不喜欢别人以您不明白的其他特殊方式研究精神世界的秘密。您现在又来怪罪我的狗。它刚才差点儿咬了您，您大约吓着了，于是就跟我们说起魔鬼，说起地狱和油锅。您还要拿靡菲斯特来吓人！”

与一个姑娘争论可不轻松。奥列格·亚历山大罗维奇此时出面帮我。他把那条汪汪叫的狗夹在腋下，送到干草棚。而我内心带着几分疑惑，开始准备祝圣仪式。谢天谢地，屋里没有任何异教形象、图画和象征。否则，又得像刚才那样，苦口婆心地劝主人自墙上摘下来。

客人与主人一同参加祝圣仪式。仪式结束后，众人皆感觉屋里发生了某种难以察觉的变化。做完此类圣事后总是如此。我和叶莲娜相互对视，怒气已有所缓解。最后，众人为奥列格·亚历山大罗维奇和他全家唱长命百岁歌，虽不太整齐，但声音很大。

住在隔壁的一位力能专家邀请我也为他家做一次祝圣。我自然不会拒绝，奥列格·亚历山大罗维奇只是要我们抓紧时间，因为欢庆宴会很快就将开始。

出门来到院子，我遇见了一位迟到的客人。他身后的司机正吃力地扛着一件用白布包裹的大型礼品。

我用四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做完了另一场祝圣仪式，返回奥列格·亚历山大罗

维奇家就餐。可刚走进客厅，我便看到一幅奇特场景 ：客人们满脸惊恐，面色煞白，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而尼基金家三人，奥列格·亚历山大罗维奇、加琳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和叶莲娜，更是惊慌失措。

我脑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祝圣时点燃的蜡烛引燃什么东西，发生了一场小火灾。我慌忙四处打量，搜寻火灾痕迹，却突然在墙角看见了…… 靡菲斯特！是的，是的，真真切切的靡菲斯特，一座黑色铸铁塑像，有半人高。靡菲斯特被塑造成一位西班牙王公，他手持宝剑，嘴角带有淡淡的嘲讽。雕塑的旁边，坐着那条黑毛犬。它得意地用身体蹭着冰凉的铸铁。我浑身像是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这是什么？！”我恐惧地小声问道，忆起刚才那场谈话。从在场者的神情看，他们也同样没有忘记那场交谈的主题。

原来，我出门后遇见的那位迟到的客人名叫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马卡列维奇，他是莫斯科庞大的电力厂的厂长，为了庆贺主人乔迁之喜，他带来这件贵重的雕塑作品，由著名的卡斯利浇铸厂出品。它被用白布包裹，由跟在来客身后的司机搬进屋子。

当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洋洋得意地从自己精美的礼物上揭下蒙布，所有人均呆若木鸡。此时已被松开的黑毛犬突然走近雕塑，嗅了一番，然后坐在雕塑旁，此时，客人们的惊诧和恐惧愈加强烈。这狗还像猫一样，开始用身子亲热地蹭雕像。当我走进客厅，所见正是这一场景。只有马卡列维奇大惑不解，一遍遍地问 ：

“喂，你们给解释一下啊，到底出了什么事？”

大家七嘴八舌，我们对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讲了这个奇怪的故事。起先他尚有疑惑，以为大家是在耍他，但最终还是信了我们，因为我们神情激动，一脸真诚。黑毛犬的行为看上去也很怪异。

奥列格·亚历山大罗维奇和他全家人在向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表示歉意之后，求我把这尊雕塑带走，随便带到什么地方去。

马卡列维奇无力地试图表示反对 ： “听着，同志们！这只是巧合啊！”

“是啊，当然是巧合！”奥列格·亚历山大罗维奇情绪热烈地表示同意，他转向我，再次请求道，“吉洪神父，我请求你，请立即把它拉走。”

马卡列维奇只得摊开双手。

我们将雕像放进我汽车的后备箱。大家的情绪立时好转，我们坐下就餐。 回到家，我完全忘了雕塑，一连两天拉着它在莫斯科跑。我最终想起后备箱

里的这件东西，便与我的朋友阿纳斯塔西一同，在夜间将靡菲斯特铸铁像运至亚乌扎河边，沉入河底。

这个故事自然很荒诞。这完全是某种奇怪的巧合。可在此事之后，叶莲娜却抛弃了对其他教义的迷恋。奥列格·亚历山大罗维奇决定定期去教堂。虽说他总是按照只有他一人所知的日历确定去教堂的日子，他固执己见地仅在喀山圣母像节前往教堂。不过这已是另一个故事，我们之后再讲。

一位基督徒之死

对于一位神父而言，他的礼拜就是要揭开某种无人能够知晓的东西。我在此处并非指庄严礼拜，在神座前举行的圣餐仪式难以用任何语言加以描绘。但除礼拜外，也有一些特殊场合能使人认知我们的世界和人，其他人则不可能获得此类认知。

在一位基督徒尘世生活的最后时刻，医生和神父往往在场。但是，只有神父才是最后忏悔的唯一见证人。这并非指濒死的人究竟作出何种忏悔，因为人们的罪孽通常大同小异。但神父可能成为见证人，并往往成为参与者，他所见证和参与的是我们世界上最惊人、最神秘、最壮丽的事件，即揭示上帝关于人的天意的秘密。

基督的话自古代一直流传至今 ：“我在你们身上的寻见即我的审判。”信教的人自古保持这一信仰，即一个人若能在临终前接受圣餐，他的灵魂便能很快飞向上帝，躲过一切死后的考验。

我时常感到惊讶，为何某些人（此类人不少）一生坚持去教堂，甚至成为修士、神父甚或主教，在死去之前却未接受圣餐仪式。另一些人从不去教堂，一辈子均为所谓不信教的人，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却体现出最深刻的信仰和忏悔，而且还出乎意料地获得主赏赐的圣餐。

我曾向拉法伊尔神父（奥戈罗德尼科夫）提出这一问题。他一声叹息， 说道 ：

“是啊，临死前接受圣餐！ …… 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我想，一个人如果终生都没入会，但在最后一刻忏悔了，还接受了圣餐，主给他这个机会，一定因为他有某种隐在的美德，比如仁慈。”

拉法伊尔神父想了想，自己又作了修正 ：

“我们说得也许不对。哪有人能明白神的意志呢？您记得先知以赛亚的话吗？‘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们有时对不信教的人谴责得太厉害了！其实我们一无所知！ …… ”

1994 年秋，我的大学同学德米特里·塔兰金来到奉献节修道院。我们已多年未见。德米特里带来一个不幸消息 ：学院的教授、伟大的演员和导演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邦达丘克生命垂危。德米特里找到我，要我去给来日无多的邦达丘克安排忏悔和圣餐仪式。邦达丘克是塔兰金一家的好友。

从还在上大学时起，我一直没见过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但我知道他近年生活艰难，因为这位杰出艺术家受到其电影厂同行们的恶毒围攻。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坚韧地挺过一切。邦达丘克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天才，也是一个非常强大勇敢的人。但是，他的健康却每况愈下。

至于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的精神生活，自幼受洗的他成长、生活在无神论的社会环境中，在暮年他主动试图认知上帝。可他并未在教会寻求信仰，而沉湎于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宗教著作，他崇拜托尔斯泰的天赋。众所周知，托尔斯泰在十九世纪末曾向世人推出他自己创建的宗教。数代俄国知识分子均曾受到托尔斯泰主义的诱惑。一些人对其偶像托尔斯泰的态度，有时近似真正的宗教崇拜。

德米特里告诉我，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最近数周不仅忍受身体痛苦，还遭受十分严重的精神折磨。他眼前会清晰呈现出一些形象，他们是早已死去的熟人，即著名的演员和艺术家同行。可如今他们全都面目全非，相貌恐怖，他们折磨着这位病人，白天黑夜不让他安宁。医生试图帮他解决问题，可是无济于事。饱受噩梦折磨的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试图在托尔斯泰的宗教中寻求护卫。可那些闯入他意识的怪人仍在嘲弄他，更厉害地折磨他。

次日早晨，我来到邦达丘克家，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的夫人伊琳娜·康斯坦丁诺夫娜·斯科勃采娃和他们的子女阿列娜和费佳在门口迎接我。屋里笼罩着

一片悲伤的昏暗。这里的一切似乎充满苦难—— 垂危者的苦难以及他的亲人们的苦难。

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躺在宽大的房间里，窗户被窗帘捂得严严实实。疾病让他容颜巨变。床铺对面悬挂着一幅精美的托尔斯泰巨幅画像，他抬眼便能看到。

向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问好后，我坐到他床前，一开始只能对他说，我们电影学院各个系的毕业生都会心怀感激地回忆起与他的见面。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握了握我的手，表示感谢。这使我信心大增，转而直言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我说，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向他说明一个宝贵的知识，教会保存这个知识，并

代代相传下来。基督教会不仅相信，而且知道，肉体的死亡绝非我们的存在之终结，而是人将要获得的新生活之开端。这新生活是无限的，是由上帝的化身耶稣基督揭示给人的。我谈到那令人赞叹的美丽世界，无限善良、永远光明的世界，救主会将每一位衷心信仰他的人领入那个世界。我还谈到，应该做好准备，迎接死亡和步入新生活这一伟大事件。

至于那些残忍折磨病人的可怕梦魇，我试图简明扼要地叙述教会关于堕落灵魂对我们施加影响的学说和经验。当代人很难接受这一话题。可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依据其亲身经历感受到了这些残忍精灵在我们世界的存在，他听得十分专注。在死亡的前厅，当一个人接近此世和彼世的分界处，两个世界间那层先前不为人所知的精神帷幕就会变得透明。人便会突然看清对他而言的新现实。最大的震撼往往在于，眼前呈现出的这一现实大多是激烈的、恐怖的。远离教会的人不知道，由于未作忏悔的罪孽和欲望，人会遭遇那些在东正教里被称作魔鬼的精灵。他们会恐吓濒死者，以濒死者熟人的面貌现身。他们的目的即让此人害怕、慌乱和恐惧，陷入极端绝望，让灵魂在另一个世界处于无望和绝望的痛苦状态，失去对上帝的信仰，失去救赎的希望。

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听着这一切，面露激动之情。显而易见，许多问题他本已明白，本已意识到。待我讲完，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说，他全心全意地希

望做忏悔并接受圣餐。

在与他单独相对之前，我还有两件重要的事要做。第一件事并不难做。我和阿列娜打开沉重的窗帘。灿烂的阳光涌进房间。之后我将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的家人叫到门外待上片刻，我尽我所能地向他们解释，亲人们无济于事的悲伤和绝望反而会加重濒死者的精神痛苦。亲人步入另一种生活，这当然是件悲伤的事，却绝对不应是绝望的理由。死亡不仅是我们因失去亲人而感到的悲伤，对于基督徒而言，死亡还是一个伟大节日，他由此步入永恒的生活。大家要竭尽全力帮助他迎接这一最伟大的事件！因此，别在他面前表现出悲伤和绝望。我请伊琳娜·康斯坦丁诺夫娜和阿列娜准备饭菜，请费佳找出家中最好的酒水。

我回到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身边，告诉他我们立即开始准备忏悔和圣餐仪式。

“可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做。”邦达丘克信赖地说。 “我来帮您。不过，您信仰上帝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吗？” “信，我信！我信仰他！”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由衷地说道。之后，他想起什么，有些迟疑地说 ：

“不过我…… 我一直在求助于托尔斯泰…… ”

“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我激动地说，“托尔斯泰是个杰出、伟大的作家！可他永远无法帮您驱除这些可怕的噩梦。只有主才能赶走它们！”

邦达丘克点了点头。

该准备圣餐仪式了，可病人对面的墙上依然挂着他崇拜的那位天才的肖像，就像一幅圣像。只能把圣餐仪式要用的圣杯摆到作家肖像画下的橱柜上。这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托尔斯泰生前不仅不相信教会的圣礼，还多年有意加以刻薄嘲讽。对圣餐仪式，他更是横加指责。邦达丘克对此心知肚明，不亚于我。经他允许，我将托尔斯泰的画像搬至客厅，这便是我必须完成的第二件事。

邦达丘克家里有一幅救主圣像，圣像上的银质衣饰已有些暗淡。我和费佳把圣像放到病人对面，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终于把一切陈腐的、暂时的念想抛到

脑后，完成了主的神意在数十年之后引导他做的事。邦达丘克在上帝面前做了十分深刻、真诚勇敢的忏悔。之后，全家人走进房间，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在遥远的童年之后首次接受了圣餐。

他在仪式中的神情让大家深感震惊。就连他脸上始终带有的痛苦表情，如今也消散殆尽。

做完主要的事，我们把丰盛的餐桌摆在病人床前。费佳给大家斟了一点红葡萄酒和父亲珍藏的白兰地。我们欢庆这个平静欢乐的真正节日，庆贺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的首次圣餐，送他走向他即将踏上的隐秘的“通天大路”。

我在告别前又与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独处片刻。我将最简单的耶稣祷告词抄在一张纸上，摆在他面前 ：“我主耶稣基督，圣子啊，请宽恕我的罪孽。”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对祷告词一无所知。他自然也记不住更复杂的祷告，也没有必要记。之后我摘下自己手上的念珠，教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如何持念珠祷告。

我们相互道别。

几天过后，阿列娜·邦达丘克给我打来电话，说她父亲的情况变化很大。可怕的噩梦不再纠缠他。他平静下来，显然试图摆脱这个世界。阿列娜说，她常常看到父亲躺在那里，久久注视救主圣像，或闭上眼睛，边拨动念珠边小声祷告。有时他将念珠串上的十字架贴近双唇。这表明，肉体的痛苦令他难以忍受。

又过了一星期。一天早晨，我应莫斯科州立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之邀去给手术室和康复室做祝圣仪式。季马·塔兰金和费佳·邦达丘克在这里找到我。原来，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病情恶化，被送进中央医院，医生说随时可能出现不测。我随身带着为病人做圣餐仪式的圣杯，我们急忙赶往中央医院。

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十分痛苦。当我走到他身边，他仅眨眨眼，表示认出了我。他手里攥着念珠。我问他要否举行圣餐仪式。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微微点头。他已无法说话。我为他诵读赦免祷告，举行圣餐仪式。之后，我和他的家人跪在他的床边，送他的灵魂升天。

教会有一段特殊祷告，名叫《当一个人长久地痛苦》。如若一个人的灵魂久久不愿告别肉体，持续地痛苦，当一个愿意死去的人无法死去，人们就诵读这段祷告。

看到病人的状况，我便在他耳边诵读这段祷告。通过这段祷告，教会将自己的孩子交到神的手中，求神让他摆脱苦难和有限的生命。在最后一次给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画了十字后，我们与他告别。我和季马·塔兰金离开医院病房，让濒危的病人与他的亲人们在一起。

死前的痛苦场面令人心酸，可生活还要继续。我和季马从早晨起便滴水未进，因此我们决定去莫斯科电影厂的塔兰金家吃饭。

在门口迎候我们的是德米特里哭泣的双亲，即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和丽季娅·米哈伊洛夫那，阿列娜刚给他们打来电话，说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走了。

就在这间住宅里，我们立即举行了一个追思仪式。

杰出的大师、伟大的艺术家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邦达丘克，这位基督徒死去的故事，到这里本该结束，如若德米特里的父母没有告诉我们一桩更为奇特的事。说实话，我思忖良久，考虑是否有必要提及此事。我不知道教会人士会如何看待德米特里父母所讲的这个故事，即便教会人士也有可能将此事视为想象或偶然的巧合…… 这个故事一直是塔兰金一家的隐秘传说，最终，我获得允许将它写在这里。

人们的生活中常有一些奇怪的、却十分真实的事件，在外人看来它们很可能是偶然的或荒谬可笑的。可对于这些事件的亲历者而言，它们却永远是真正的发现，足以改变整个生活，改变先前的世界观。因此，我将原封不动地写下这件事。叙述者是两位极有修养的人，即苏联人民演员、导演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塔兰金和他的妻子、大学教授丽季娅·米哈伊洛夫娜·塔兰金娜，我的记述也与我和德米特里当时听到的有很少出入。

当我们完成对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的首场追悼，德米特里的父母惊慌失措地告诉我们，在阿列娜·邦达丘克打电话给他们的前几分钟，发生了一件十分奇

升天（重彩油画 150X260cm 2017 年 周昌新作）

特、无法解释的事。

他俩坐在房间里，尚未得知朋友去世的消息。突然，窗外响起一阵乌鸦的聒噪，声音越来越大，几乎震耳欲聋。原来，数不清的乌鸦在他们楼顶上方翻飞。吃惊的夫妻俩来到阳台，他们看到一个从未见过的场景。黑压压的鸟群像一

团乌云，真真切切地遮蔽了天空。它们刺耳的叫声令人难以忍受。阳台正对森林公园，公园那边就是医院，塔兰金夫妇知道，他们那位奄奄一息的朋友就躺在那里。无数的飞鸟正是从那边飞来。这场景令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心生一念，他毫不怀疑地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妻子 ：

“谢尔盖刚刚死了…… 这是魔鬼离开了他的灵魂！”话一出口，竟把他自己吓了一跳。

鸟群在他们头上翻飞，最后消失在莫斯科上空的乌云中。几分钟后，阿列娜

沙皇村湖畔

（重彩油画 100X120cm 2015 年 周昌新作）

打来电话……

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的死，以及他死前几分钟出现的这一奇特现象，这一切都发生在同一天，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塔兰金和丽季娅·米哈伊洛夫那·塔兰金娜认为，这是他们那位死去的朋友给他们捎来的讯息。无论他俩的朋友们，还是我和季马，都无法说服他俩改变看法，甚至连他们自身的知识分子的怀疑论也无济于事。虽说据我所知，塔兰金夫妇此后再也不曾言及能让他们参透神秘的其他事件。我有幸为他俩施洗，他俩先后成为基督徒，成为具有深刻和真诚信仰的人。

朱可夫元帅的岳母

我们修道院的女教民玛丽娅·格奥尔基耶夫娜·朱可娃是著名元帅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女儿，她有一次伤心地告诉我，她的外祖母克拉夫季娅·叶夫盖尼耶夫娜已八十九岁，可她童年过后始终未曾接受圣餐。还有一件不幸事，即克拉夫季娅·叶夫盖尼耶夫娜已患老年痴呆症数年。她病情很重，甚至认不出心爱的外孙女，看见玛丽娅·格奥尔基耶夫娜，她会十分平静地说 ： “您是谁啊？我的孙女哪儿去了？玛莎在哪儿？”玛丽娅·格奥尔基耶夫娜时常泪流满面，可医生说此病无法治愈，她也无法弄清克拉夫季娅·叶夫盖尼耶夫娜是否愿意忏悔，是否愿意接受圣餐，是否愿意让神父进入她的房间。

玛丽娅·格奥尔基耶夫娜也找过一些熟悉的神父，可他们却两手一摊 ：谁也不敢给一位不知是否信仰上帝的老太太（克拉夫季娅·叶夫盖尼耶夫娜患病前是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做圣餐仪式。

我与玛丽娅·格奥尔基耶夫娜长久思忖这一非同寻常的情况，却未能得出任何结果。最终，我也找不出更好办法，便说 ：

“玛莎，您知道吗？人的理性是一回事，我们去给您外婆做圣餐仪式是另一回事。上帝或许会以某种方式解决问题。我们没什么可顾虑的。”

玛丽娅·格奥尔基耶夫娜表示同意。

我虽然提出了建议，可说实话，我自己对于是否能成功也心里没底。令我羞愧的是，我之后又拖延很久，未及时探望病人，因为要去为一位很可能连你为何而来都不甚明了的人做圣餐仪式，这让我感到不大自在。此外，我一如既往地忙，各种急事此起彼伏……

可玛丽娅·格奥尔基耶夫娜却最终体现出像她父亲一样的真正朱可夫式的不

屈不挠。我也开始为自己的畏缩感到羞愧。我们终于决定尽快将两件事一起完成，即为元帅的家做祝圣仪式，以及试着为外婆做忏悔和圣餐仪式。当然，这需要外婆自己同意，需要她能正确对待我的来访。后一点相当重要，因为玛丽娅·格奥尔基耶夫娜曾提醒我，说外婆可能会生气。还有一点，是她完全无法忍受身穿黑衣的人，所以我只得赶紧做一件白色教袍。

最终，我们前去给朱可夫元帅的住宅做祝圣仪式，为他岳母做圣餐仪式。顺便说一句，这位岳母可非等闲之辈，她或许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岳母，曾获女婿

（她的女婿又是何人！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对人十分挑剔）在他回忆录扉页上题词称谢的殊荣。

我身穿白色教袍，带着圣餐盒，走进房间，说实话，我心里不无担心，房间里，一位身材瘦小的老太婆躺在床上，她衣着整洁，神情端庄。

我怯怯地看一眼玛莎，然后走到床边，小心翼翼地说道 ： “嗯嗯…… 您好，克拉夫季娅·叶夫盖尼耶夫娜。”

外婆目光游移地看着天花板。然后她慢慢地向我转过脸来。此时，她的目光突然变了样。 “神父啊！”她喊道，“您终于来了！我等您太久了！”

我惊慌失措，因为我听说外婆的消瘦症（我们对老年痴呆症的说法）很重，她丧失正常思维能力已有数年，可是突然…… 我茫然不解地转向玛丽娅·格奥尔基耶夫娜。

可如若说我感到惊讶，那么玛莎和被她叫来参加祝圣仪式的那位女友则完全被惊倒！玛丽娅·格奥尔基耶夫娜哭着跑出房间，她的女友告诉我，已经两年多了，她们从未听到克拉夫季娅·叶夫盖尼耶夫娜说出这样一句明明白白的话。

此时外婆又继续说道 ： “神父！您为什么这么久才来啊？”

“请您原谅，克拉夫季娅·叶夫盖尼耶夫娜！”我由衷地道歉，“我错了！可是我现在还是来了…… ”

“是啊，是啊！我们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朱可夫的岳母说道，她又有些担心地添了一句，“不过我不记得是什么事了。”

“我们要做忏悔，接受圣餐。” “完全正确。不过要请您帮帮我。”

我和她单独在一起。我将一把小椅子搬到床前，当然是在我的帮助下，克拉夫季娅·叶夫盖尼耶夫娜在半小时时间里为她的一生做了真诚勇敢的忏悔，她的上一次忏悔远在童年时期，她当时十岁，还在上小学。可她却表现出了惊人的记忆力，让我叹为观止。

待克拉夫季娅·叶夫盖尼耶夫娜忏悔完毕，我叫来玛莎和她的女友，当着她们的面庄重地为外婆诵读赦免祷告。她坐在床上，容光焕发。

最后，我们为她举行圣餐仪式。令人惊讶的是，当我在仪式开始前照例诵念祈祷词“主啊，我信仰，我忏悔…… ”时，克拉夫季娅·叶夫盖尼耶夫娜自己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动作完全正确。或许，在遥远的童年参加圣餐仪式的场景返回了她的记忆中。

我们给外婆一块浸了圣水的圣饼，克拉夫季娅·叶夫盖尼耶夫娜躺在那里，平静安详，用没有牙齿的嘴巴津津有味地咀嚼圣饼。

我们开始给住宅祝圣。当我端着一杯圣水再次走进克拉夫季娅·叶夫盖尼耶夫娜的房间，她从嘴里取出圣饼，和蔼地冲我点点头。

仪式完毕后，我和玛丽娅·格奥尔基耶夫娜、她的儿子叶戈尔、她的女友一同坐下就餐。交谈之间，时间大约过去一个半小时。

离开时，我去与克拉夫季娅·叶夫盖尼耶夫娜道别。老太太还像先前那样躺在床上，可我却很快发现她的脸不对劲。脸的左半侧好像肿了起来，完全不能动弹。我喊来玛丽娅·格奥尔基耶夫娜。她扑向外婆，问她怎么回事，可克拉夫季娅·叶夫盖尼耶夫娜已无法回答。我们知道，这是面瘫。

果真如此。克拉夫季娅·叶夫盖尼耶夫娜的忏悔成为了她一生中最后的言语。她不久便过世了。经至圣牧首恩准，我们在奉献节修道院为她举行追荐礼拜。国防部专门派了一支仪仗队参加朱可夫元帅岳母的葬礼。

克拉夫季安大司祭

在旧鲁萨城有位上了年纪的神父，即克拉夫季安大司祭（莫杰诺夫）。他早已年过八旬，却记忆超群。他不仅认识俄国东正教会的所有主教和众多神父，尤其是那些年长神父，而且还能准确地说出谁在何年举行过按手印仪式，某位神父的母亲姓甚名谁，某位修士坐过几年牢，罪名是什么，关在哪里。总之，克拉夫季安神父如常言所说，是教会的活字典。

我曾与他去参加圣三一谢尔吉修道院的本堂节日。两位著名的都主教不慌不忙地走在我们前面。

“你看，这两个孩子走得多么端庄！”克拉夫季安神父说。 “什么‘孩子’？”我很惊讶。

“就是前面这两位。” “这两位可是主教啊！”

“在我看来他们就是孩子！”克拉夫季安神父开玩笑地说，“在他俩的按手印仪式上，是我领他俩绕神坛转圈的。”

这就是说，在这两位年轻的助祭、未来的主教举行按手印仪式时，克拉夫季安神父是首席神父。

我前面言及，我们这些见习修士对尼科季姆都主教（罗托夫）的教会再合一活动持批判态度。克拉夫季安神父一次无意间听到我们的谈话。听完我们的议论，他气愤地一跺脚，严厉地说 ：

“闭嘴！你们什么都不懂！你们怎能妄议这位主教呢？”

克拉夫季安神父死于圣母节。他在那天做了大礼拜，也就是说，接受了圣餐。然后，他做了忏悔，举行安魂仪式。

疲惫不堪的他回到住处，躺在床上，边数念珠边默念他漫长一生中结识的每个人，通常他仅凭记忆便能念出近两千人名，他为他们的亡灵祷告，这已成为他每日的祈祷程式。这一天，做完这一切后，他唤他的教子瓦西里·谢列达前来告别，但没等教子赶到他已死去，手里拿着念珠。

他被葬于普斯科夫洞穴修道院。他生前常来此修道院祈祷，并与约翰神父长谈。

“告密者”之死

死亡之前的时刻，是人一生中一段神秘奇特的时间。在有些人那里，如同在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邦达丘克处，此世和彼世的界限开始消弭。而那些过苦修生活的人，有时却能从上帝那里获得他们先前不曾获得的天启。

普斯科夫洞穴修道院里有一位年老的修士，基普里安神父，他似无任何出众之处，他剪发进入修道院时年岁已高，看来只能默默无闻地在修道院里度完余生。当然，也有一个令人不快的原因，即有人怀疑他是院长的耳目，负责报告教友们的情况。实情究竟如何，我不得而知。或许有人有理由如此推想，或许此传闻之流布，只因基普里安老是在修道院里四处走动，他驼背佝腰，磕磕碰碰，却能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任何地方。有些人干脆叫他“告密者”。对于这一称呼，基普里安神父本人则宽宏大量。

在他去世前不久，我们才觉察出他的一些奇异之处。

一天，院长清早出门办事。我被安排在圣母安息节教堂广场值班。我的职责还包括给驶近的汽车及时打开不高的院门。能够驶入圣母安息节教堂广场的汽车通常仅有一辆，即院长的车。如若值班的人开门晚了，让院长久等，定会遭到责骂。

不过我得知院长此次前往普斯科夫城，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便决定去牛棚看看，我的同学谢尔盖·格洛霍夫在那里干活。我俩坐在阳光下开心地闲聊，这时，基普里安神父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打一旁经过。走到我们身边时，他突然停下脚步，冲我喊道 ：

“喂，格奥尔基，快去开门！院长回来了，你会挨骂的！”

我和谢尔盖疑惑地交换一下眼色。他瞎说什么呀？院长的车刚开出去，他恐

怕还没到普斯科夫呢。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汽车驶近。 “快去，快去，要不就来不及了！”基普里安神父再次喊道，甚至扬起拐杖。尽管不信他的话，我仍赶紧告别我的朋友，跑向我位于圣母安息节教堂广场

的岗位。

令我惊讶的是，我的身后突然响起一声熟悉的汽车喇叭声。毫无疑问，院长的汽车驶近修道院后门，再有片刻便会开到圣母安息节教堂广场。显然，院长因事急忙返了回来。我撒腿就跑，恰好在汽车开到门前时打开了由我负责把守的大门。

我们晚间在见习修士的宿舍里争论，基普里安究竟以何种方式得知院长的汽车开了回来，在他告诉我消息时，那辆汽车距修道院还有两公里路程。我的朋友们提醒到，他们也发觉基普里安神父具有此类特异功能。

基普里安神父不久病倒了，我们去拉扎尔病房看他。老实说，我们期待他预知未来，向我们道出某些特别智慧和重要的话来。可基普里安神父用一位濒死者那善良的目光看着我们，仅面带微笑地说道 ：

“我的孩子们，愿上帝保佑你们！”

这些事如今仍在莫斯科发生

奥列格·亚历山大罗维奇·尼基金并非地道的教会人士。此书前已言及为他的新居祝圣之事，言及那条黑毛犬，言及他在新居落成时收到的礼物—— 靡菲斯特雕像。

奥列格·亚历山大罗维奇多年间始终在热心操持一座被毁教堂的重建事宜，这座教堂即梁赞州的喀山圣母像教堂。他为何恰好相中这座教堂，我不便多言。但一年两次，每逢夏冬两季的喀山圣母像节，他一定亲往这座被毁的乡间教堂参加礼拜，我们奉献节修道院的修士也赶来做礼拜。奥列格·亚历山大罗维奇数次在此忏悔并接受圣餐。如此持续多年，但他一直没有正式入会。

在喀山圣母像节，上帝带奥列格·亚历山大罗维奇离开此世。2003 年 7 月 20 日，在夏季喀山圣母像节那天，他不知为何第一次没来教堂参加礼拜。他打来电话，说有急事。当天晚上有人通知我们，说奥列格·亚历山大罗维奇出车祸去世了，在莫斯科郊外的公路上，他的司机操作不当。

但我想讲的，是奥列格·亚历山大罗维奇那些如何在他死后仍使我们这些他的朋友深感惊奇的故事。

他在离世数月后现身于他女儿叶莲娜的梦境。这本无任何奇特之处，可这个梦却十分清晰，叶莲娜能记住所有细节。

奥列格·亚历山大罗维奇恳求女儿办一件事。“请你一定要转达我对杰米尔特疆的问候。今天是他的生日！”逝者奥列格·亚历山大罗维奇言辞恳切。他生前就很惦念朋友，每逢朋友生日定会打电话祝贺。

“哪个杰米尔特疆啊？”叶莲娜在梦里不解，醒来依然懵懂。尽管此事十分奇怪，她和妈妈加琳娜·德米特里耶夫娜以防万一，仍决定给奥列格·亚历山大

罗维奇的好友和同事、动力部前副部长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库德利亚维伊打电话。后者轻而易举地回答了两位女性的问题，因为他此刻正要去参加一场庆祝活动，庆贺他和奥列格·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同事卡莫·谢罗波维奇·杰米尔特疆八十岁诞辰。

奥列格·亚历山大罗维奇的请求当然得到履行。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库德利亚维伊向客人们宣布，他肩负一项特殊的、非常重要的嘱托，他向吃惊的寿星转达了逝者奥列格·亚历山大罗维奇·尼基金的祝贺。

这些事如今仍在莫斯科发生。

柳鲍芙·季莫菲耶夫娜·切列多娃

在我们刚开始复兴奉献节修道院时，我们遭遇一个严重问题，即教民中几乎没有老太婆。所有教民要么是年轻人，要么是中年人。当教堂里终于出现第一批老太婆时，我们如此兴奋，甘愿围着她们转。这自不待言！她们的出现表明，老莫斯科人也开始认可我们的修道院。

柳鲍芙·季莫菲耶夫娜·切列多娃就是这些老太婆中的一员。1996 年，我们隆重庆贺她的生日—— 百岁诞辰！但这并非主题。柳鲍芙·季莫菲耶夫娜是我们奉献节修道院前院长伊拉里昂主教唯一健在的教女，伊拉里昂主教革命后担任修道院院长，是一位新受难者。院长被捕后，柳鲍芙·季莫菲耶夫娜勇敢地追随伊拉里昂主教前往流放地。但她未能闯进索洛维茨劳改营，主教的牢狱岁月大多在索洛维茨劳改营度过。1929 年，人们安葬了伊拉里昂主教这位勇敢不屈的苦修士，柳鲍芙·季莫菲耶夫娜当时也在场。她始终怀有对伊拉里昂主教的忠诚，至死都保持着与主教非同寻常的精神共鸣。

柳鲍芙·季莫菲耶夫娜一直未嫁人。她是否秘密修女，我不得而知，但她始终过着修女生活。很有可能，伊拉里昂主教在那个对教会而言十分恐怖的年代曾为她举行剪发仪式，并要求她永远不得告诉任何人。

柳鲍芙·季莫菲耶夫娜对其伟大导师的神圣性坚信不疑，她祈祷上帝，让她能活到她的教父被教会封圣的那一天。

柳鲍芙·季莫菲耶夫娜还能行动时，她常来修道院。我们派车去接她，在教堂里让她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她在礼拜时就坐着祷告。柳鲍芙·季莫菲耶夫娜清楚地记得伊拉里昂主教在这座教堂里所做的礼拜，她置身于我们复兴中的奉献节修道院，我们将此视为我们伟大院长送来的特殊祝福。

我们一连数年都在准备将伊拉里昂封为圣徒的材料，应该说，我们很担心柳鲍芙·季莫菲耶夫娜等不到那一天。又过了一段时间，她已无力再来修道院。我们就在她家中为她举行圣餐仪式。每一次她都满怀期望地问她教父的封圣之事进展如何。她已一百零二岁。

与此同时，我们在修道院教堂里修复一处很小的副祭坛，设置圣像壁。与其他圣像一同，我们也准备放置新受难者伊拉里昂的画像。当然，我们在他被封圣之前便已绘出他的圣像画，但按教会章程，圣像画仅在写上圣徒名字之后方为神圣。我们的圣像画尚未签名，还在等待教会高层作出为我们的院长、我们的天上护佑者封圣的决定。无论如何，待我们的圣像壁落成，我们的教堂将成为俄国唯一的教堂，其中悬挂这样一幅圣像画，画上的人物是一位暂时尚未被封圣、却深受教民爱戴的新受难者。

最终，在封圣委员会例行会议召开之前，委员会主席尤维纳里都主教告诉我，为伊拉里昂主教封圣之事实际上已经决定。次日，我前去见柳鲍芙·季莫菲耶夫娜，向她通报这一好消息。

“我知道，不等到这个消息我是死不了的！”她用我勉强能听见的声音说道。这就像《福音书》中西面长老在等到与基督见面后所说的话 ：“主啊，如今

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几天后，柳鲍芙·季莫菲耶夫娜离开人世走向上帝。

柳鲍芙·季莫菲耶夫娜·切列多娃的追荐仪式在奉献节修道院举行，就在那个不大的副祭坛，我们刚刚立起带有伊拉里昂主教画像的圣像壁。我们年纪最长的女教民躺在灵柩中，正对着她教父的肖像。如若说她曾在 1929 年参加主教的追荐仪式，那么此刻，主教则在以他的圣像送他的教女踏上“天国之路”。

1998 年 2 月 11 日上午近十一时，在新处女修道院举行的封圣委员会会议上最终通过决定，要在最近一次俄国东正教会主教会议上为伊拉里昂封圣。当这个好消息通过电话传到奉献节修道院，人们在追荐仪式后正抬着柳鲍芙·季莫菲耶夫娜的灵柩环绕教堂，伴着教堂的钟声和《神圣的上帝》的歌声。

都主教之女

人犯下的罪孽可借助忏悔来洗涤。可有些罪孽很特别，譬如反教会，此等罪孽竭力使人脱离上帝，甚至不允许人忏悔。

我在顿河修道院侍奉时，一次在教堂旁边，一位高个中年妇人拦住我。 “神父，我可以为我死去的父亲祷告吗？”她问。 “当然可以！”我边走边回答。

可我后来还是停下脚步，以防万一地问道 ： “对不起，请问您的父亲是谁啊？” “我爸爸做过都主教。”妇人回答。

这还了得！ “怎么会是都主教？”我惊讶地反问，“他叫什么名字？” “亚历山大·维坚斯基都主教。”妇人答道。

这愈加了得！教会人士均清楚地记得亚历山大·维坚斯基神父的大名。他是二三十年代俄国教会所谓革新派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维坚斯基及其追随者试图对俄国教会的基本法则和章程进行一次革命性变革。他们中的许多人热衷向内务人民委员会告密，参与对东正教徒、神父和主教的镇压。革新教派导致教会分裂，而分裂之罪，用圣徒金口约翰的话来说，即便用受难之血也难以洗涤。

与我攀谈的女人名叫塔玛拉·亚历山大罗夫娜。维坚斯基在成为革新派的 “都主教”后第二次结婚，婚后育有一子一女。

“我该怎么对您说呢？”我最终对这位女士说道，“您是您父亲的女儿，您当然要为他祈祷。再说，这也是您的义务。但是，在做礼拜时不能提起您父亲。他有意与教会决裂，大家都知道，他没有任何悔过，也没做过任何与教会恢复关系

的尝试。不过您可以、也应该在家里为他祷告，用个人祈祷的方式。”

这位妇人常来修道院。她是一位十分善良友爱的基督徒，为许多病人、无家可归者和老人提供大量无私帮助。我认为，这就是她为她父亲所做的最有效的祈祷。

一次，她来求我为她年迈的母亲、即亚历山大·维坚斯基的第二任妻子做圣餐仪式。我们商定，我次日在礼拜开始前一小时赶到教堂，以便留出更多时间让她母亲忏悔。如塔玛拉所言，她母亲从未在东正教堂参加圣餐仪式，仅在她丈夫领导革新教派运动那些年间参加过他主持的礼拜，在那些礼拜中不可能提及圣餐。

可次日早晨我却未能等到她们。垂头丧气的塔玛拉打来电话，说她和哥哥去接妈妈时，妈妈用被子蒙住脑袋，坚决拒绝出门，虽说头天晚上她似乎已做好准备前去忏悔和接受圣餐。我深知老人们往往反复无常，便说我可以带上圣杯，去她妈妈家里举行圣餐仪式。

塔玛拉颇为遗憾地加以拒绝。 “这不可能，神父，”她说，“您进不去她的屋子。” “为什么进不去？”

“就是进不去。” “为什么？”

塔玛拉解释说，她母亲的屋里养着猫。而且那里究竟有多少只猫，没人知道。老猫相继死去，新猫不断降生。很多年了，老太婆甚至不允许别人打扫房间。她只让儿子和女儿进门。

想象那个场景，我不禁心头一颤。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令我完全不愿踏入这家的门，因为我自幼就有严重的猫毛过敏症。

但塔玛拉想到了办法。她说，她次日便将母亲转至她哥哥家，在那里可以安静地为她母亲举行圣餐仪式。我们商定，我等她电话。可是当晚，塔玛拉打来电话，说她母亲数小时前去世了……

布拉特如何成为伊万

布拉特·奥库扎瓦的妻子奥尔迦常来普斯科夫洞穴修道院见约翰神父（克列斯奇扬金）。在与神父交谈时她抱怨，她的名人丈夫不曾受洗，甚至不愿受洗，他对信仰无动于衷。

约翰神父说 ： “别伤心，他会受洗的。你自己给他施洗。”奥尔迦大为吃惊，她问 ： “我怎能给他施洗呢？” “就那样给他施洗呗！”

“那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布拉特可不是正教徒的名字。”

“叫他伊万吧，和我名字的俄国叫法一样！”约翰神父说完，便忙他的事去了。

许多年后，布拉特·奥库扎瓦死于巴黎。在临死前几分钟，他对妻子说他想受洗。去找神父已为时太晚，但奥尔迦知道，此类情况下任何一位非神职人员均可为濒死者施洗。她只问了丈夫一句 ：“给你起什么名？”他想了想，答道 ：“伊万。”奥尔迦就用约翰之名为他施洗。

事后，站在死去丈夫的身边，她才想起，十五年前在普斯科夫洞穴修道院约翰大司祭正是这么对她说的。

尼古拉神父关于剪发做修士的预言

在受洗后的第一年，我前往我的新朋友拉法伊尔神父和尼基塔神父的教区做客。尽管我当时常去修道院，自己却从未想过要剪发当修士。相反，我认真地准备成家。我的未婚妻兴许是莫斯科最漂亮的姑娘—— 至少很多人这样认为，这自然也是对我的恭维。结婚之事提上日程。因此，我不仅享受着精神生活的发现所带来的新感受，而且也在憧憬未来的幸福。出门钓鱼，把钓到的鱼风干，躺在地上晒太阳，心里想着，新的家庭生活即将开始。此外，秋日在莫斯科河对岸坐一坐，与朋友们一起喝啤酒，就着自己亲手钓起、风干的小鱼，该是多么惬意啊。温暖的夏日在这样的幻想中一天天过去。

尼基塔神父和拉法伊尔神父决定造访住在扎里特岛上的尼古拉长老。长老已年近八十，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普斯科夫湖的渔人岛上。我决定与他俩同行，尽管我不无担心，因为据说长老能预知未来，能看透你的一切。

但自相识尼古拉神父的第一刻起，我的担心便烟消云散。神父是一位极其和善可亲的人。他在自己离教堂不远的寒酸小屋里殷勤招待我们。他斟上茶水，端上食物。与我同来的两位神父与他促膝谈心，交换意见，我却没什么问题求教于他。

道别时，我们走近长老接受他的祝福，他充满爱意地送别大家。轮到我时，尼古拉神父突然抓住我的额发，半开玩笑半当真地拨弄着，同时说道 ：

“别喝酒，别喝酒！你可不能喝酒！”

应该承认，我当年的酒量的确不差，尤其在与好友们一起喝的时候。不过，他应该绝不可能仅凭我的相貌就猜出我是酒鬼，因为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可长老此时仍在继续。他突然揪着我的额发，让我稍稍抬起头来，然后专注

地看了一下我的眼睛 ： “你是剪发修士吗？还不是？你最好进修道院！”

进修道院？！我忍不住当着他的面哈哈大笑起来！他这位老人，说的什么话啊？我马上就要结婚了！我正打算向他说明这一点，可尼古拉神父却用手捂住我的嘴，似乎知道我要说出的每个词。

“别说，别说！你最好进修道院！”我又笑起来。

“这可不行…… ”我开始说道。可长老还是不让我说话。

“注意，格奥尔基，在你进修道院的时候会经受考验的。但你别灰心！”

他详尽地给我讲了那种考验，即与修道院主管的关系，某位修士的遭遇等。十年之后我才明白，那些话说的就是我。而当时，我仅迁就地听着尼古拉神父的奇怪话语，我将其视作长老的怪癖行为。

最终，尼古拉神父为我祝福，客气地放开我。他送我们至码头。我们的小船已经划出很远，长老仍冲着我喊道 ：

“格奥尔基，做一个充满爱心的人！”

“充满爱心的”这个比较复杂、不太常用的形容词铭刻进我的记忆，一如长老站立湖岸的形象，肃穆的北方湖泊像大海一样宽广，长老花白的头发在风中飘动，他在不停地为我们画十字。

拉法伊尔神父劝我认真思考尼古拉神父的话，我仍以微笑作答。我很快便淡忘了这件我有些不明究竟的事。

然而回到莫斯科，我和未婚妻的关系却突然出现问题，并逐渐冷却，直至终结。我们两人均对这一结果感到庆幸。去修道院待一会，在那里祷告，或是住上一阵，我的这一需求愈来愈经常，愈来愈强烈。数月之后我已明白 ：我此生唯一感兴趣的就是修道院，就是侍奉上帝。我惊异地想起了尼古拉神父的话，上帝之后又让我与尼古拉神父多次谋面。

不熟悉正统神学的读者或可不读的一章

苏维埃时代有过一些多么奇怪的老人啊！

我的一位旧礼仪派朋友曾说，他作为古东正教会中央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曾被派往一座省城—— 是古比雪夫还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这并不重要，—— 忙于他们那些鲜为人知的旧礼仪派事务。按惯例，我的朋友先去州执委，因为要拜访当地的宗教事务全权代表。

伊万·斯皮里多诺维奇·托尔斯托比亚托夫（全权代表的姓名）把莫斯科来客让进他的办公室，极为详尽地询问后者的此行目的，也问及旧礼仪派宗教社团的现状。他甚至刨根问底，对南美的宗教团体也很好奇。在了解到所有不可或缺的情况后，他才告诉对方如何前往克拉拉·蔡特金街，那里有一座没有神父的小教堂。

接受伊万·斯皮里多诺维奇·托尔斯托比亚托夫的问询后，我的朋友进城，很快找到了他要找的那条街巷，那儿的一座倾斜的木屋被改建成教堂，屋顶装有半圆穹顶和十字架。屋旁的土台上坐着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他浓密的胡须梳得整整齐齐，照规矩身穿短上衣。老爷爷在晒太阳，在祷告，他手里攥着一串旧礼仪派教徒使用的皮念珠。他看着走近的陌生人，目光虽然充满善意，却又无动于衷，因为这老人在这个世纪已见得太多。

“你好啊，神父！”我的朋友向老人问好。 “你好，如果你是当真的。” “看来你就是这里的住持吧？”

“就算是吧。”老人并不表示反对。 “你们这里情况怎么样啊？人们来教堂吗？” “老人来。”

“年轻人呢？” “年轻人爱去跳舞，看电影。”

“是啊…… 除了您和教会主教，城里还有什么人啊？” “现在什么都成双成对，”老人很有哲理地回答，“我们，尼康派，天主教，

浸礼派，犹太教，穆斯林…… 总管我们大家的，唯一不分开的，就是伊万·斯皮里多诺维奇·托尔斯托比亚托夫！”

驱魔仪式

我仅有一次参加阿德里安神父的驱魔仪式的经历，但这已足够。挤满人的教堂里响起绝望的、非人的叫声。人们发出高低不等、声调各异的呼喊。他们的咒骂不堪入耳。有人像陀螺一样旋转，然后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但可以看出，此类场景完全出乎他们预料。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男人吓得脸色惨白，在教堂里乱跑，像一头野猪一样哼哼，直到他被人架到神父面前，被洒了圣水，他才无力地瘫倒在地。

驱魔仪式是一种特殊的祈祷方式，旨在驱除恶魔。驱魔仪式不堪描写，若亲临现场则更加恐惧。阿德里安神父为何竟能忍受，我想不明白。

阿德里安神父是在圣三一谢尔吉修道院剪发当修士的。他在这家修道院主持驱魔仪式，但并不公开，多在某座远离参观路线的小教堂举行。我听说，一批苏联高官一日来到修道院，算他们倒霉，他们想无一遗漏地游览所有名胜，其中就包括从中传出可怕叫声的这座小教堂。

毫无办法，修士们只好把他们领进教堂。此时，口齿不清、衣冠不整的阿德里安神父恰在念诵驱魔祈祷。看到人们四仰八叉躺在地上且不住惨叫，那些游客目瞪口呆。更让他们大惊失色的是，他们当中有位女干部突然张口，对着整个教堂的人发出猫叫声，就像三月里叫春的猫，她在地上乱滚，最终喊出的不雅之词就连那些见多识广的男人也闻所未闻！

几天后，这位女士再次来到修道院。但此行她孤身一人。她找到口齿不清的阿德里安神父，只问了他一个问题 ：她当时出了什么事？

阿德里安神父是个老实人，于是便老实地回答她 ： “你有鬼附体！它带给你不幸。”

“为什么偏偏附在我身上呢？！”女士很愤怒。

“这你就不能来问我了，而要问它！”阿德里安神父指了指那幅描绘最后审判场景的圣像画，指了指那个令人厌恶的长角魔鬼。但是，见这位女访客脸色惨白，神父又赶忙安慰她道 ：“你也别伤心！或许是上帝有意这样做的，让你通过疾病走向信仰。”

阿德里安神父一语成谶。那位女士开始常来修道院，忏悔自己的一生，接受圣餐，她的疯病也未再次发作。阿德里安神父不久告诉她，她不再需要参加驱魔仪式，因为，对上帝的信仰，遵循神的戒律生活，参加圣餐仪式，所有这些亦能驱除人灵魂中的一切不洁成分。

可在此事之后，阿德里安神父却遇到麻烦，因为那位女士并不隐瞒她对上帝的新态度，而闹出了一场风波，结果在当局的压力下，修道院院长将阿德里安神父遣至位于偏僻外省的洞穴修道院，以便那些身负重任的苏维埃同志可以心平气静地游览圣三一谢尔吉修道院，与管事神父喝着酒，严肃地展开探讨，感慨“这教会里什么都不缺”。

我插一段话。我记得，一位还很年轻的主教在布道中忆及往年时曾说，他那一代教会管理者们在维护教会利益时付出惨痛代价，肝肠寸断。说到此处，他潸然泪下！他或许是在可怜自己，或许的确患有肝炎。

可我永远不会向这些主教和神父扔石子。首先，因为我自己也有罪孽。其次，这些主教和神父要在教会宴饮时设法让那些重要的国家官员、宗教事务全权代表和慈善家们开心，他们恪尽职守，他们不仅殚精竭虑，为教会生活提供必不可少的经济和行政保障，而且还千方百计，让约翰、基里尔、纳乌姆、阿德里安这样的神父得以继续履行其职责，使数以百万计的教民和朝圣者得以进入教堂和修道院。请别向他们扔石子，他们履行了他们的职责，尽其所能。

圣三一谢尔吉修道院有位著名的饮食总管，是 N 神父。教友们至今仍心怀感激地回忆他。人们怀念他，不仅因为他的善良亲切，而且还因为他忍辱负重，揽下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全部事务，使其他修士免遭此类纷扰。每逢修道院遇上例行

驱魔仪式

降魔图（重彩油画 150X260cm 2017 年 周昌新作）

检查，或有任性的高官来访，或有复杂的经济问题亟待解决，大家都知道，N 神父准能搞定。

我们回过头来谈驱魔仪式。很多年后，有精神病医生告诉我革命前的俄国是如何区分精神病人和魔鬼附体者的。医生们当年使用的方法十分简单 ：在患者面前摆上几个一模一样的杯盏，一个杯子装有祝圣过的圣水，其余杯子装的是普通水。如若患者不动声色地喝了所有杯子里的水，他就被送进医院。如若患者拒绝喝下那杯圣水，开始发疯，陷入昏迷，便可证明他是魔鬼附体者。

驱魔仪式不会风平浪静，它相当危险。只要参加一次这种仪式，便能对此确信无疑。不过，这仅就真正的驱魔仪式而言。因为毫无疑问，此类仪式上也常遇见装腔作势、歇斯底里的人或真正的心理疾病患者。还有尤其令人反感的情况，即由“治愈者”在驱魔仪式中演戏。谢天谢地，此类场景不多。早在十九世纪，圣徒伊格纳吉（勃里扬恰尼诺夫）就曾写到此类情况 ：“戕害灵魂的做戏，悲哀之极的喜剧，长老们把自己装扮成古代圣徒，却无古代圣徒的精神禀赋。”

魔鬼即人体内的寄生虫。你可以对它们一无所知，甚至不承认它们存在，可它们的的确确寄生在人的灵魂中，在其主人浑然不知的情况下左右他的思想和行为。被魔鬼寄生的人不可能知道他们为何会碰上那些莫名其妙的坏事，他们的一生于是便成为一连串的错误的叠加。教会有可能对这些命运加以修正。但问题在于，一个人只有在改变自己之后方能被治愈。神父的祷告很有效，但也仅为一种帮助。

当然，并非每个神父均有能力完成驱魔仪式。在八十年代，阿德里安神父几乎是唯一为人驱魔的神父。似乎还有一位，是爱沙尼亚境内瓦斯克纳尔沃的瓦西里神父。

约翰神父（克列斯奇扬金）对此类活动持否定看法。这并非因为他认为此类活动不对，而是由于他坚信，一个人只能通过自己的忏悔方能治愈精神世界遭受的致命伤害，还有教会的各种圣事，以及对基督戒律的坚守。他虽然不否认参加念咒仪式也有好处，但令他感觉伤心的是，驱魔仪式的参加者们大多希望不经自

己努力便能获得治愈。这种情况在精神生活中十分罕见。

驱魔仪式不仅十分沉重，也相当危险。我在当见习修士时去过拉法伊尔神父（奥戈罗德尼科夫）的教区，赶上他那座乡村教堂的节日，即圣米特罗方·沃罗涅日斯基追悼日。临近教区的几位神父也赶来参加晚祷。其中一位神父令我深感惊讶。首先，他满口金牙。其次，我们躺下睡觉时，—— 我们都睡在唯一的房间里，有人睡床上，有人打地铺，—— 他却脱下教袍，换上一件专门带在身边的白色睡袍。我感到疑惑，神父回答我的提问，说我还是个孩子，可以穿裤衩背心睡觉，而他是个神父，必须着教袍入睡。耶稣基督若恰在今夜第二次降临了呢？他这位神的侍者，难道能穿着裤衩去迎接主吗？他的这一信念当时令我十分欣赏。

这位神父满口金牙的来历更为有趣。一般而言，神父们很少镶金牙。一两颗金牙也就罢了，可他却满口金牙…… 有人忍不住问他这口漂亮的金牙自何而来。身穿白色教袍的神父于是盘腿坐在床上，在夜灯的微光下向围在四周的人讲他的故事。

神父剪发当修士前曾主管全州的电影放映网。位高权重的他为寻开心，便给自己镶了一口金牙。他喜欢这样。但他虽然有权有势，却信仰上帝，他和妈妈同住，他俩有一位教父，是别尔哥罗德州一个教区的长老。过了一段时间，长老同意他准备接受神父职位。一年后，他获封神职，并被任命为区中心附近一座乡村教堂的住持。

就这样，他做了十年住持。他为母亲送终。他时常拜访他的教父以及普斯科夫洞穴修道院的其他长老。一次，有人从区中心带一位魔鬼附体的女孩来见他。神父起初不愿做任何驱魔仪式，称他并未做好住持此类伟大行为的准备。可最终，女孩的母亲和其他亲属说服了神父。神父深知此事重大，他斋戒、祷告整整一周，之后才做了他平生首次驱魔仪式。女孩康复了。

神父十分高兴，为女孩高兴，亦为自己高兴。为女孩高兴，因为孩子的确不再痛苦，不再因父母的罪孽而受苦。为自己高兴，则因为他感觉到自己也很不

简单！

两周过去。一天午饭后，神父坐在靠窗的圈椅上，打开一份本州报纸看新闻。读完一篇有趣的文章，他放下报纸，然后…… 他恐惧地呆住了。神父面前就站着—— 它。就是被神父赶出女孩身体的魔鬼。它站在那里，直勾勾地盯着神父的眼睛。

看到这目光，神父慌不择路地跳出窗户，撒腿就跑。神父身材臃肿，绝非运动员，可他一连跑出数公里才缓过神来。他没有回家，赶往普斯科夫，在朋友处筹到钱，去见他的教父长老。

起初，教父自然责骂教子的擅自妄为。诸如驱魔仪式之类的法事，必得经过教父特别恩准和祈祷方能进行。我们这位神父过于自信和轻率，忽视了这一点。同样，在最初的成功之后也不能忘乎所以，这成功并非源自我们的长处，而是仰仗神的仁慈和教会的祈祷，因此不能放松下来，读读小报，尤其不能在内心深处沾沾自喜，沉湎于自己无与伦比的精神功绩。长老提及圣谢拉菲姆·萨罗夫斯基的话，即魔鬼如若被上帝放过，定会释放仇恨，在瞬间毁灭世界。在谈话的最终，长老警告他做好准备以面对新的考验，因为仅凭他曾目睹化为人形的魔鬼这一点而言，他的麻烦便远未结束。魔鬼定会找到机会残酷地报复擅自妄为、精神力量尚且薄弱、尚未做好与恶势力公开决斗的准备的神父。长老答应为他祷告，之后便让他返家。

一个半月过去。神父已开始淡忘此事，可一天半夜，突然有人敲他的门。神父一人独居。他问门外是何人，深更半夜找他何事，门外人回答，他们来唤神父去邻村给一位即将离世的人做圣餐仪式。神父打开门，几个人立即扑向他。他们残忍地殴打他。他们拷问他钱藏于何处。神父告诉他们所有地方，唯独没指明教堂钥匙藏在哪里。恶棍们抢走一切能抢走的东西，最后还用钳子拔下神父的金牙。

教民们发现神父时，神父已奄奄一息。由于口腔疼痛难忍，他甚至喊不出声来，只能呻吟。神父住院数月。等强盗被抓住，受害者被叫去指认罪犯，神父在

看到那帮人后忍不住痛哭起来，像个孩子。

可是人们说得对，时间能治愈一切。神父恢复健康，便又在自己的教堂里主持圣事。教民们对神父充满感激，因为他当时坚持不交出教堂钥匙，英勇地使他们的教堂幸免于难，教民们捐钱为神父镶了一口新牙，依然是金牙。或许因为教民们愿意如此，或许由于神父觉得自己已离不开金牙。

我本人仅有一次举行此类仪式的经历。但自然并非为了驱魔，而只是为把一位男孩的受洗仪式做完，我不认识的一位神父先前曾为这男孩施洗，但环节有所省略。

我当时在顿河修道院侍奉。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男人来找我，他是少校警官瓦列里·伊万诺维奇·波斯托耶夫。他并不信教，甚至不曾受洗，但除教会之外他却无处求援。他十岁大的唯一儿子瓦列拉遇上不可思议之事。这孩子一出现，他周围的东西便会自动燃烧，冰箱，枕头，椅子，床铺，橱柜…… 。波斯托耶夫一家不敢再出门做客，因为火灾一准会在二十分钟内发生。由于同样原因，也不能让这孩子上学。

给瓦列拉做过检查的有医生和特异功能者，有国家安全局和其他一些秘密机构的工作人员，大家全都束手无策。几份报纸上刊载出轰动新闻，配有男孩和火灾场面的照片。可父母并未因此沾光。抱着侥幸心理，他们决定让儿子受洗。可是，这孩子周围的一切依然会燃烧起来。绝望的少校来到顿河修道院，有人建议他来此向刚刚被发现的圣徒吉洪的遗骨祈祷。我们就是在此相遇的。

我不明白，为何在受洗之后火灾仍未停止，直到我提出这一问题 ：孩子受洗持续了多长时间？少校回答说，不到半小时。一般的受洗时间要比这更长。我很快便弄清楚 ：为他举行圣事的神父漏掉了特殊的古老祈祷，教会中称此类祈祷为驱魔祈祷。它总共四段，有些祷告词还很长。遗憾的是，一些神父，尤其如今所谓现代派神父，往往放过这些祷告词，认为它们毫无必要。可正是在这些祈祷中，教会借助上帝赋予的权力，请求上帝逐出人的灵魂中根深蒂固的恶。可我们的现代派神父们却认为这一切陈旧可笑。他们害怕在教民们眼中显得不够现代，

显得荒谬可笑。虽说我从未看到有人在施洗时因此发笑，即便是那些对教会知之不多的人。

我写信把瓦列拉·波斯托耶夫的事告诉约翰神父，他立时作答，说必须为男孩补做仪式，把漏掉的驱魔祈祷读完。我们便在顿河修道院教堂举办仪式。自当日起，火灾便不再发生。少校瓦列里·伊万诺维奇接受洗礼，他全家人均成为我们的教民。男孩早已长大，亦成为少校警官。他如今任教于莫斯科高等警官学校，家中影集里的住宅火灾照片能让他忆起往事。

在奉献节修道院剪发礼仪式上的讲话

（1997 年 12 月 19 日）

主在期待我们的忠诚，仅有忠诚，别无其他。忠诚于圣灵。忠诚于我们的信仰。忠诚于基督。

今天是我们修道院的一个特殊节日，一位新修士诞生在这个世界。今日的仪式上曾提及《福音书》中的这个故事，即主将一个孩子叫到自己面前，说道 ：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入天国。

每一个剪发后的修士，在上帝面前都像一个无罪的孩子，他的面前展开了新的生活。这位修士如今要做的，就是能否保持那颗纯洁的心，就像站在救主面前的那个小孩子。根据《圣传》我们得知，那个小孩子就是后来的圣徒安条克的依那爵，他为基督而经受千辛万苦，却始终忠诚于他，无论如何不改初衷。一个人也可能做出其他选择，他就将仅仅忠诚于自己的愿望，他就会将这些愿望当成他自己的法律，当成全世界的法律。他想欺骗所有人，最终他所骗倒的却只有他自己……

主在期待我们的忠诚。也在期待你的忠诚，我们的兄弟 N 修士！就是忠诚。忠诚于修士的誓言。忠诚于侍奉。忠诚于谦卑。这忠诚就在于，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任何东西能够胜过他。如果你能履行你与上帝今天做出的这一约定，那么很多人都将通过你而获得

救赎，走向永恒。假如人的心灵和修士的心灵只关注自我，假如我们不能保持对上帝的忠诚，那就会出现对我们而言最可怕的事情，也就是毫无意义的修士生活。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 …… 可是，你已经拥有一切能够提供帮助和保障胜利的武器。

主已经用惊人的话语激励你，你在剪发时听到了这些话。我们都为你祈祷。在你面前敞开一条特殊的路，这条路上不乏战斗和诱惑，同时也充满无与伦比的特殊意义以及人间难以企及的欢乐和幸福。

上帝保佑我们大家，兄弟姐妹们，让我们保持对自己使命的忠诚。要知道，忠诚的诺言并非仅就修士而言。圣厄弗冷写到，上帝寻找的并非出家人或俗家人，学者或文盲，富人或穷人，而只是在寻找一颗渴望上帝的心，这颗心充满真诚的愿望，要成为一个忠于上帝和上帝戒律的人。上帝保佑我们能够理解这份忠诚。它使我们的生活具有意义。基督因为这份忠诚而赐予他的信徒们欢乐、力量和勇敢，以战胜我们生活道路上出现的种种诱惑。阿门。

附注 ：这位修士五年后离开了修道院。

教会里没有任何让人留在修道院的强迫机制。近二十年间，我们奉献节修道院有三位已剪发的修士先后因故离开。有人说，与其他修道院相比，这一比例相当低，可我们不愿相信。发生此事，对于修道院而言不啻一场悲剧。但这首先是那位背叛其诺言的修士本人的悲剧。

这些人十分可怜。教会章程规定他们死后不能葬入基督徒墓地，将他们等同于自杀者。他们的婚姻不被教会认可。我曾读到关于此类章程和法典的神学解释，可我总是觉得它们过于严厉。可有一次，我听到的不是神学解释，亦非古老法典的援引，而仅为一首四行短诗。于是我明白，教会的章程只是在挑明一位背叛自己所选道路的修士所落入的状态。当然，主是仁慈的，所有人都有忏悔的机会，包括那些背叛的修士。曾著有数部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著作的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阿尔谢尼·恰內舍夫这样总结了自己的一生。他并非修士。他并无任何必要为他违背与上帝的约言而忏悔。可他是修士之子……

这便是那首四行诗 ：

我是修士的儿子，罪孽的果实。我是对约言的违背。

我因此受到上帝诅咒 ：

我触到的一切都会腐烂成灰。

一位堕落主教的故事

（摘自《训诫集》)

拜占庭的一座城市里住着一位主教，他深受人们爱戴。可有一次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由于其软弱，或由于其轻信，当然也由于魔鬼教唆，这主教有过堕落的行为。

礼拜天，全城的人聚集教堂做礼拜，主教出门来到众人面前，他摘下身上作为主教身份象征的披巾，说道 ：

“我不能再做你们的主教了，因为我有过堕落行为。”

起先一片沉默。之后整座教堂响起哭声。人们站在那里哭泣。主教也在哭泣，垂首立于教民面前。最后，人们稍稍平静下来，说道 ：

“现在怎么办呢？我们还是爱你！因此你戴上祭披吧，请你主持礼拜，你还是我们的主教和牧师。”

主教回答说 ：

“感谢你们的宽宏大量，可我的确不能再做你们的主教。根据古代教父们立下的规章，犯下此等罪孽的主教就不能再主持礼拜。”

人们回答他 ：

“我们不懂你们的规章。那些规章或许很正确，很重要。可是我们爱你，因为你在我们城里主持圣事这么多年。生活中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戴上你的祭披，主持礼拜吧。我们宽恕你。”

主教苦笑一下 ：

“你们宽恕了我…… 可我却永远不会宽恕我自己，教会也不会宽恕我。面对上帝我没有辩解的理由。因此请你们散开吧，我要到荒野去哭泣，忏悔我的

一位堕落主教的故事

罪孽。”

可民众却把主教围得更紧，甚至不让他走下诵经台。 “不！”人们在央求，“你就是我们的主教，戴上祭披主持礼拜吧！”

僵持一直延续至深夜。民众坚持己见，不幸的主教不知如何是好。他最终意识到人们不可能放他走，于是说道 ：

“好吧，听你们的！但是我有一个条件。现在请你们全都走出教堂，我要躺在教堂的门槛旁。你们每个人返回教堂时，都要从我的身上踩过去，好让你们明白我的罪孽有多么深重。”

此时的主教已不听任何劝说。民众只得依他。众人离开教堂，主教躺在教堂门口，他的每一位教民，无论老少，均踩着他的身体走进教堂，他们怀着恐惧，许多人眼含热泪。

待最后一位教民走进教堂，众人听见天上传来一个声音 ：“他的罪孽因为他的谦卑而被宽恕！”

助祭们为主教穿上圣服，主教为众人主持礼拜。

忏悔的主教

（重彩油画 150X260cm 2017 年 周昌新作）

圣徒吉洪的圣髑

苏联时期教会生活的谜团之一，即圣徒吉洪牧首的圣髑的命运。吉洪牧首 1925 年葬于莫斯科顿河修道院小教堂，1946 年，在他的陵墓旁举行的追荐仪式上，尼古拉都主教（亚鲁舍维奇）痛苦地说道 ：“我们此刻在为这位圣徒的陵墓祈祷，可他的圣髑却不在此处。”

如此言之凿凿，自有充足理由。吉洪牧首的圣髑可能已被焚毁，此类猜度不会让任何人感觉惊讶，原因在于，如若说东正教徒视已故的俄国教会首领为圣徒，那么布尔什维克对他的仇恨，即便在甚嚣尘上的苏维埃渎神运动的背景下亦显得无以复加。《消息报》曾刊登一份苏维埃敌人的名单，这份名单上的头号敌人便是吉洪牧首。

据传闻，在顿河修道院被关闭后的 1927 年，当局担心牧首的圣髑成为崇拜对象，便将他的遗体从墓中挖出，送至火葬场焚毁。另有传闻说，至圣牧首的圣髑被修士们秘密移葬于列福尔托沃的德国墓地。第三种传闻的支持者们则断定，修士们料到当局会凌辱牧首的圣髑，因此在葬礼后不久便将圣髑转移，葬于顿河修道院墓地。

人们最终对这些传闻深信不疑，是因为 1932 年的一个事件，获得苏维埃政权支持的教会分裂派首领亚历山大·维坚斯基“主教”突然在其追随者面前现身，而莫斯科人发现，他身穿的那身贵重的主教教袍，正是由著名的奥洛维亚尼什尼科夫兄弟工厂专为吉洪牧首缝制的。吉洪牧首下葬时就身穿这套教袍。

不过人们仍心存希冀，但愿深受整个教会爱戴的牧首的圣髑有朝一日能被找到。

顿河修道院的修行生活恢复正常后，修道院教友们向牧首阿列克西二世提出

的第一批请求之一，即寻找圣徒吉洪的圣髑。至圣牧首高兴地祝福我们展开工作。我们当时哪里知道，这项工作如此事关重大，其结局如此完美！

合适的机会很快出现。顿河修道院的小教堂开始修葺。教堂关闭数月，在这段时间里恰好可以开始寻找…… 可由于种种原因，搜寻工作被搁置，而修葺已完工。教堂重新开始做礼拜，机会已经错过。说实话，我们当时对主教的祝福并不在意，相当愚蠢地不当回事，并以各种“原因和情况”来搪塞。我们为此付出代价，而且来得很快。虽说主一如既往地矫正我们的错误，指引我们洞悟一切，最终迎回他忠诚的新受难者、圣徒吉洪牧首。

时在 1991 年 11 月。院长阿加福多尔大司祭忙完修葺事宜，前往外地做礼拜，让我留院担任住持。事务并不太多，仅与那些找上门来的怪人有些令人遗憾的冲突。这些人即俄国境外教会的神父和教民，尽管后来才弄清，这些人与俄国境外教会并无任何关系。他们兴风作浪，肆无忌惮，坚持要在没有牧首恩准的情况下在修道院举行他们的礼拜。我们反复劝说，竭尽所能，最终明白这一切均无济于事，于是我们果断地将这些不速之客赶出门外。这些人把怨恨埋藏在心。

11 月 18 日是个纪念日，1917 年的这一天，圣徒吉洪在大教区主教会议上当选全俄牧首（三位候选人抽签，他为中签者）。我身体不适，但仍在当日举行礼拜，后又主持一场追荐仪式，因为这天是拉法伊尔神父（奥戈罗德尼科夫）的忌日。总而言之，11 月 18 日于我而言是个非同寻常的日子。1988 年的这天，拉法伊尔神父离世 ；1993 年的此日，瓦莲金娜·帕夫洛夫娜·科诺瓦洛娃去世，这位“莫斯科女商人”是约翰神父的教女，我前文讲述的故事也发生于 11 月 18日。但此为插笔。

在这次礼拜中，我在我的神父生涯中首次带上了一套为病人做圣餐仪式用的备用圣杯。尽管按照教会规章只能在复活节前的大周四方能这样做，可前天夜里有位朋友来找我，要我尽快去为他一位病重的熟人做涂圣油仪式和圣餐仪式，这位朋友名叫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克雷科夫，是位雕塑家。可是我们发现，我们的教堂里并无备用圣杯，似乎也从未作此准备。

谢天谢地，克雷科夫那位朋友的事办得很顺利。我在夜间为他做了涂圣油仪式，另一座教堂的神父早晨为他举行过圣餐仪式。为防止此类情况再度出现，我在我们最年长修士达尼伊尔神父的指导下准备了一套备用圣杯，我将圣杯置于供桌上专用的圣杯盒中。

晚祷后，我的朋友祖拉勃·恰夫恰瓦泽来看我，他带来一罐马林果果酱，我们喝起茶来，此时值班员打来电话，惊慌失措地说，数辆消防车开到修道院门前，消防队指挥员说他们要赶紧进院来灭火。

“我们院里哪儿着火了？”我惊讶地问。

“当然没着火啊！”值班员安慰我说，“可能是他们那位指挥官肚子里头着火了…… ”

我全听明白了。离我们不远处驻扎着一支消防队，消防队领导与阿加福多尔神父关系很好。其中一位军官很喜欢来神父这里蹭饭，同时聊一聊生活的意义。一次，他又产生这一哲学加酒精的冲动，便在半夜冲向修道院。此刻，这幕闹剧看来又再度重演。

我挂上电话，可一分钟后电话再次响起。值班员说，消防队坚持要进院。这有些过份。我与祖拉勃只得穿上外衣，我吃了一口果酱，又多披一件衣服，然后前去探听究竟。

“出了什么事？”我高声喊道，好让门外的人也能听见。 “着火啦！你们院里着火啦！”门外有人说。 “你们能编出什么更开心的玩笑来吗？”我挖苦他们说。 “有人给我们报警了！”门外的人毫不让步。 “可能搞错了，你们自己来看看吧。”我回答，还是打开了门。

院墙外的确停着两辆装备齐全的消防车。几名头戴锃亮头盔的队员走进修道院。他们自己也感觉莫名其妙。

“一位女子打来电话，我们以为是你们的人。她说 ：顿河修道院着火了，你们赶紧过来。”

为让他们确信这是一场误会，我建议与他们一同查看修道院。我们走向中央广场。此时天色已暗，但尚能看清一切，一如既往的宁静和安详，没有任何理由惊慌。

“你们瞧。”我笑了笑，对消防队员们说。

可就在此时，顿河修道院小教堂的窗户突然闪出一道刺眼火光，窗玻璃哗啦一声被震碎，窗框里接着冒出桔黄色的火苗，浓烟滚滚。

消防队员们冲向他们的消防车。我和祖拉勃惊得目瞪口呆。随后，我们像疯子那样喊起来 ：

“着火啦！！！着火啦！！！”我们向教堂冲去。

消防车在我们身边呼啸而过。教堂完全烧着了。窗户里窜出熊熊火舌，黑色的烟柱升向莫斯科的夜空。

我不愿详细描述这可怕的夜晚。直到二点多钟，消防队员才允许我们进入教堂。我们眼前的一切惨不忍睹。乌黑的四壁和天花板，烧焦的神龛和圣像，一切都淹在水里，刺鼻的焦糊味……

一位消防员唤我随他走入教堂深处，同时向我谈起他关于起火原因的最初判断。他认为大火自牧首的陵墓处燃起。由于教堂的四壁均涂有油漆，火势蔓延得十分迅速。

“这个地方倒是很奇怪。”消防队员指着圣像壁说。

木质的神龛和圣像虽被浓烟熏黑，却未被烧焦。圣像壁得以完整保存。我紧张地走进祭坛，却见此处同样完好无损，只有烟熏火燎的痕迹。我回到消防军官身边后，他向我道出他的不解 ：

“圣像壁周围的一切全都烧光了，圣像壁却完好无损。它是木头的，还是金属的？”

“年代很久的木头。” “它怎么没烧着呢？奇怪…… ”我突然想起什么，便说 ：

“啊！ …… 我们早晨把圣杯放在了供桌上！” “放了什么？”

我试图解释。军官彬彬有礼地听着，他清清喉咙，问道 ： “您真的认为这能保护木头不起火燃烧吗？” “我不知道。我只是说，我们早晨把圣杯放在了供桌上。”

“嗯嗯…… 明白了。”军官不太信服地说，“不过这种情况也时常发生。四周的一切都着火了，有些东西却完好无损。我们什么情况都见过。”

调查当天展开。结果表明，起火点的确就在圣徒吉洪的陵墓旁。此处的窗户始终紧闭，调查人员推测，纵火者将一枚装有燃烧物的自制炸弹扔进了教堂，涂了油漆的墙壁很快燃烧起来。与此同时，罪犯却有足够时间随最后一批造访者离开修道院。

火灾被如此迅速发现的原因也弄清了。我们的一位女教民住在顿河修道院对面，她有在阳台上做晚祷的习惯。她看见了教堂窗口的火光，便赶紧打电话给消防队报警。

第二天，我们在烧毁的教堂做纪念天使长米哈伊尔的晚祷。我们合唱《颂扬我主》，我手提香炉做完仪式，人们站在他们钟爱的教堂里，眼见被熏黑的四壁和烧焦一半的神龛，不禁泪流满面。我们不愿在修道院里换一座教堂做礼拜，因为应该让人们意识到，这并非一场严峻考验和一次盲目游戏，上帝依然会把我们的慌乱和悲伤转化为欢乐，转化为信仰和希望的凯旋，我们仍有希望理解他普善的神意。这正是我当晚在布道中对我们的教民所说的话。

需要对教堂进行修复。我们于修复完成后在此侍奉近一周，上帝再赐我们以机会，让我们在上次坐失良机后重新开始寻找圣徒吉洪的圣髑。

我们再度奏请至圣牧首，他允许进行发掘，但指示一定要小心谨慎，仔细行事。我们理解他的担心。有人劝牧首禁止寻找圣髑，因为发现圣者圣髑的可能性极小。这些畏首畏尾的谋士们警告说，如若传出风声，称牧首的圣髑虽经搜寻却最终未能找到，那么问题就大了，分裂教派和对教会不怀好意的人便会放出口

风，称圣徒吉洪本人不愿现身牧首教会。但谢天谢地，阿列克西牧首却坚定地说 ：如果我们找到圣髑，这将是一个伟大的节日 ；如果没找到，我们也丝毫不加掩饰。

纵火者最终未能被找到。修道院的兄弟和一些教民猜度此人是谁，可他们甚至有些怜悯纵火者，在内心将其交由上帝审判。如今，随着时间流逝，这一罪行甚至被视为天意。正是在顿河修道院小教堂持续很久的第二次修复期间，圣徒吉洪的圣髑终被发现。

奉献节的晚上，我们在吉洪牧首陵墓前做了祷告，随后开始发掘。知道此事的人并不多，仅至圣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几名修士，两位长老，即圣三一谢尔吉修道院大司祭基里尔和普斯科夫洞穴修道院大司祭约翰，还有我们请来帮忙的几位朋友，即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罗维奇·克雷科夫、他的几位工友以及画家阿列克谢·瓦列里耶维奇·阿尔杰米耶夫。指导我们的是考古学家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别里亚耶夫，之前他曾参加发现圣徒阿姆夫罗西·奥普金斯基的圣髑，在基维耶沃和赫尔松涅斯做过考古发掘。

我们先揭开棺盖。大理石棺盖在火灾后变成了淡褐色。下挖三十公分后，我们发现一块厚重的大理石碑，上有铭文“莫斯科暨全俄至圣牧首吉洪之墓”。这正是二十世纪初俄国牧首的封号。这一发现令我们深受鼓舞。我们继续下挖，在一米深的地方发现墓室的石质顶盖。我们加紧工作，天快亮时，已清理出了墓室的完整轮廓。我们取下顶盖上的几块石头后，我将一支蜡烛塞进洞孔，朝里面看了一眼。墓室空空如也。烛光只映亮了几张落满尘土的蛛网。

当我将这一消息告诉朋友们，他们全都疲惫地瘫倒在地，垂头丧气，坐在那里沉默良久。后来他们又先后过去检查，怕我万一看错，牧首的陵墓在被破坏之后，宽大的墓室里或许留有少许圣髑或棺木碎片？可是，什么也没有…… 我们最担心的结果最终呈现于我们眼前。

稍稍缓过神来后，我们决定至少应记录好墓室的大小和状况。可当有人丈量墓室的长度时，却意外地发现两米长的探条居然前后探不到头，换成八米以上的

探条依然如此。我们赶紧查看这个地下装置，很快发现这并非墓室，而是教堂采暖系统的一部分，即用以输送火炉热气的地下石头管道。在牧首陵墓下方，热风管道不知为何加宽很多，因此的确很像墓室。此外，与地下石头管道的其他部分相比，此处看上去像是后砌的。很有可能，此处的确是被毁的墓室。更有可能，墓室在更深处，我们看到的这部分是个假墓室，意在迷惑布尔什维克，让他们觉得装有牧首遗体的棺木已被移走，葬于别处。

达尼伊尔神父此时带来一位老人，老人说他似乎听闻过这一说法，即圣徒吉洪被葬在距他陵墓以东五米远的地方。大家对此意见不同，清晨我们去见至圣牧首，请他恩准我们继续寻找。弄清所有细节后，牧首准许我们继续在原地搜寻。终于，临近午夜时分，我们眼前显露出了吉洪牧首的真正墓室。这是一个坚

固构造，上面覆盖一块巨大石板，我们感到幸运的是，石板并非完整一块，而由若干小石板构成。我们搬起其中一块。我趴在地上，把蜡烛塞进石椁。我记得，一阵春天般清新的芬芳突然自石椁向我袭来。大家围在四周。我面前出现了一副精美的橡木雕花棺木，关于这副棺木的描述我早已熟知。棺木上有一块大理石板。借着烛光我看清了上面的字 ：“莫斯科和全俄牧首吉洪之墓。”

我们不敢相信我们竟如此幸运。阿加福多尔神父赶紧去给阿列克西牧首打电话。时辰已晚，将近午夜，可在牧首府邸召开的主教公会会议刚刚结束。二十分钟后，至圣牧首赶到顿河修道院。在他到来之前，我们已搬起墓室上的其他石板，牧首到场时，修道院里响起节日的钟声。这夜半钟声，像复活节的钟声那般喜庆。

很难转述我们当夜站在被打开的圣徒吉洪陵墓前的感受。我们不敢相信一切均已结束，牧首的圣髑就在我们眼前。阿列克西牧首似乎也有这一感觉。于是他对我说 ：

“还是应该看看里面有没有圣髑。”

我穿上教袍，因为只有身着圣衣方能触碰圣体，之后我下到墓室。我撬起铁钉，抬起雕花棺盖，屏住呼吸把手伸进去。我的手起先感觉到衣物，接着摸到了

肩膀……

“在这里！！！”我拼尽全力喊道。 “好了！退出来，退出来！快盖上！”我听到上方传来牧首激动的声音。

此事发生在 2 月 19 日，三天后，至圣牧首携两位正教公会委员、圣三一谢尔吉修道院神父基里尔大司祭和纳乌姆大司祭来到顿河修道院。我们打开已有腐烂的棺盖，其上的雕花纷纷脱落，可我们眼前覆盖着天鹅绒牧首教袍的圣徒吉洪的圣髑却未腐烂。

数日之后，我们按照古老仪式以圣水清洗圣徒圣髑，换上新圣衣，将圣髑放入专门制作的灵柩。给牧首换上的圣衣，仍为奥罗维亚尼什尼科夫兄弟工厂缝制的著名教袍。我们之后思索了很久，也不清楚这身圣服如何到了伪主教维坚斯基的身上。

尽管墓室中十分潮湿，牧首吉洪的遗体在地下躺了六十七年却几近完好无损。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主教权力象征被戴在牧首胸前的一枚圣像系用象骨雕成，它却已腐烂成灰，只留下银质边框。我们当时不禁忆起《诗篇》中的话 ：“主护佑他们的骸骨。”得以保存的不仅是圣徒牧首的骸骨，还有他的躯体，还有牧首的方巾、念珠、出家头巾、贴身戴的十字架和一幅珍贵的金圣像，这是牧首在世时自雅罗斯拉夫主教和该区教民处获赠的礼物。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柳枝（圣徒吉洪下葬于复活节前一周的柳枝节）和装有芳香玫瑰油的小瓶，下葬之前，玫瑰油被洒在牧首的遗体上。

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的考古学家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别里亚耶夫终于揭开谜团，弄清了牧首的教袍为何出现在伪主教亚历山大·维坚斯基的身上。原来，奥罗维亚尼什尼科夫兄弟工厂当时共缝制了两件牧首教袍。其中真正属于圣徒吉洪的那一件，目前陈列于莫斯科顿河修道院博物馆。

违反教规

（我与祖拉勃·恰夫恰瓦泽公爵违反大斋戒）

1998 年，我们奉献节修道院所在的莫斯科中央区区长亚历山大·伊里奇·姆济康茨基向我谈起他的格罗兹尼之行，说当时人数已所剩无几的东正教会在当地的处境十分艰难。我和修道院弟兄们请求至圣牧首阿列克西恩准，为格罗兹尼教会开展求助募捐，三天之内便募得满满一卡车食品、药品和衣物。我们的教民还捐出不少现金，我们又从修道院的资金中拿出一些，筹得在当时看来不菲的一笔资金。看到人们捐出他们最为必需的钱财，将帮助同胞视为自己的欢乐，我们深受感动。

亚历山大·伊里奇·姆济康茨基通过莫斯科政府与当时的车臣首领马斯哈多夫的政府达成协议，对方同意我们前往车臣，在复活节前向格罗兹尼的基督徒分发救济。索夫雷诺教会作坊的经理叶夫盖尼·阿列克谢耶维奇·帕尔哈耶夫交给我一套齐全的礼拜用品，要我转交给遭到轰炸和抢劫的格罗兹尼教会。

出发日期定在复活节前一周的周一。临行前一天，我将我即将开始的行程告诉我的朋友祖拉勃·恰夫恰瓦泽，并求他在我万一遭遇不测的情况下照顾我妈妈。可祖拉勃却说，他一定要与我同行。不管我如何劝说，说他作为一位丈夫和儿子无论如何不能去冒险，可他仍坚持己见。他甚至举例为证，说他的高祖母尼诺·恰夫恰瓦泽公爵夫人在十九世纪末曾被切尔克斯人劫持，但很快获释。他说这是个好兆头，可保佑我们一路顺利。我最终只得同意。于是，在求得至圣牧首阿列克西、约翰神父（克列斯奇扬金）和洞穴修道院其他几位长老的祝福后，我和我的忠实朋友踏上了前往格罗兹尼的路程。

我们看到一幅恐怖的场景。遭到轰炸的格罗兹尼一片废墟，没有一幢完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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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的多层楼房。通过车臣海关时，我们费了很大劲儿才获准将用于教堂礼拜的几瓶红酒带入车臣，因为车臣境内禁酒。谢天谢地，带的钱也平安无事，我把那些钱偷偷藏在全身多个部位。这笔钱将首先分发给格罗兹尼的俄罗斯人，要知道他们已连续数年没有领到工资、津贴或退休金。部分现金拟给神父，另一部分捐给那些在车臣境内寻找她们被俘儿子的母亲。

我们落脚在俄联邦总统驻车臣官方代表驻地。这是位于“北方”机场的一小片区域，是两幢木头营房。第一幢营房为俄联邦总统驻车臣官方代表处。屋里住有数名将军和军官，我和祖拉勃也被安排在此。第二幢营房里住着六十名特战队员。我们听说，他们的任务就是在遭到攻击时坚守十五分钟，以便军官及时销毁密码机和文件。

我们受到热烈欢迎。一名军官负责陪同我们，可负责人警告我们，一旦遇到复杂情况，这名军官除了为我俩英勇献身之外，也帮不上大忙。根据马斯哈多夫的命令，四名车臣武装人员被派到我们身边。我们不安地问这些安保人员是否可靠，得到的回答是，只要他们没把我们在半路上卖掉，那么就万事大吉。我和祖拉勃为了不自寻烦恼，决定将此当作笑话。

我们分发食品和现金，忙到很晚。我们将部分食物和药品转交保育院。在被毁的天使长米哈伊尔教堂我们遇见叶夫费米神父，我们商定在两天后的大周四举办一场礼拜，要让留在格罗兹尼的数百名基督徒全都参加礼拜。国家抛弃了他们，让他们听任命运摆布。他们在这些年间的遭遇不堪描述。我们能或多或少能向他们提供一点帮助，这让我们感到幸运。

仇恨情绪在战后扩展开来，他们甚至不允许俄罗斯人开辟菜园以收获微薄的食物。我们在城中行走时，当地人朝我的教袍吐痰，但我和祖拉勃竭力熟视无睹，以免引起更糟后果。

为解决几个遗留问题，我和祖拉勃决定不回俄联邦总统代表处过夜，而留在城里，不让随行的军官陪同。军官自然坚决反对，可我和祖拉勃决定把自己托付给神的意志，托付给陪同我们的那位车臣政府代表的端庄品行。我们的军官警告

说他对此事不负任何责任，然后只得离开。我们被领到格罗兹尼城郊的一处私人住宅。

我们当然很紧张。但一切都很顺利。我们在这个车臣人大家庭受到款待，这家主人在当地很有影响，他在俄国中部地区长大，在伊万诺沃成为工程师。我们和主人彻夜长谈，这使我们了解到这场波及许多车臣普通家庭的悲剧的另一面。我们的所有疑问几乎均得到解释。午夜过后，洗净我那件满是痰迹的教袍，真诚地作完祷告后，我和祖拉勃美美地睡了一觉。

这一天是大周三，即大斋节前一周的周三，我们与前一天护送我们的那几位车臣保安一同穿过被摧毁的城市，返回驻地。我们的几位保安今天看上去更为和善。显然，我们为办事不惧在陌生人家过夜的举动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很晚的时候，因一连串遭遇（遗憾的是，其中还包括一次汽车追逐，一伙连我们的保安也不认识的武装人员追逐我们的汽车达一小时之久）而筋疲力尽的我们回到了“北方”机场的军事基地。

走近营房时，我和祖拉勃预料到我们能喝上热茶，吃上面包，读一读从莫斯科带来的大周四祈文和圣餐仪式祷告，然后一觉睡到天亮。我们哪里知道兵营里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场景啊！ ……

两名军官在门口等我们，神情有些迫不及待。他紧紧拥抱我们，然后说，军人们都以为再也见不到我俩活着回来，但听说我俩毫发无损之后，便为我们筹办了一场隆重的接风宴会。

走进兵营大门，我俩惊得目瞪口呆，因为营房中央巨大的桌子上堆满无比丰盛的美食。这里有热气腾腾的羊肉块、烤乳猪、冷餐鱼…… 一旁搁架上的显著位置上摆着一幅镶着镜框的纸质圣像画，圣像前燃着一支蜡烛，—— 主人为我们倾其所有，竭尽所能。我们呆呆地看着丰盛的美食，再看看因我们归来而兴高采烈的军官们，他们围住我们，争先恐后地邀请我们入席。

“我不能…… 我长这么大还从未违反大斋戒！”祖拉勃小声说道。

怎么办？解释说复活节前一周要斋戒？要给这些全心全意为我们接风庆贺的

人做一场讲座，说根据教会规章现在不仅不能吃肉，就连斋戒油都不能食用？老实说，我和祖拉勃即便在噩梦中也无法想象此事…… 但我俩感觉到，我们一切完全正确的解释此时在上帝面前都更为罪孽，远胜于我们无意之间违反斋戒。

这次持续很久、充满真正基督之爱的美好聚餐让我和祖拉勃铭记终生。

之后几年，我和修道院弟兄们不止一次前往车臣，到过部队驻地，如若行程恰在斋戒期间，我们总会事前真心请求接待者考虑我们的饮食限制。

侍奉约言和赚钱不可兼得

一次我和科里亚·布洛欣决定赚一笔钱，科里亚·布洛欣如今是一位著名东正教作家，但当时他只是一个刚走出劳改营的政治犯，根据刑法第 139 条，科里亚因非法印制和传播东正教出版物罪被判五年刑期。

时在 1988 年。科里亚建议翻印（当然是非法地）有古斯塔夫·多勒插图的

《圣经》。此书在俄国数十年间从未再版，其需求量自然很大。就这一意义而言，此事开端正确无误。

但从另一方面看，上千册印数可带来就当时而言的一大笔钱，我和科里亚自然有利可图。对此我们心知肚明。就这一意义而言，我们的事与善举毫无关系，而属地道的市场营销行为。

带有多勒插图的《圣经》在任何一家图书馆均不出借。因此我觅得一个合适机会，私下里将我们的计划告知皮季里姆主教。主教作为一位出版家，立马因这个创意欢呼雀跃，尽管此类行为在当时十分危险。次日，他从他的家庭藏书中找出一本装帧精美的《圣经》交给我，并说此书他十分珍视，因为这是他曾为神父的已故父亲传给他的。我向主教起誓一定保管好此书，然后将书转交科里亚，给他一周翻拍时间。

一周后，我打电话给科里亚询问事情进展。他回答说他还需要三天时间。可三天之后，他难过地通知我，事情不太顺利，他仍需一周。一周过后还是此话，科里亚一直不还书。与此同时，皮季里姆主教却很关心他可否要回《圣经》，他何时能见翻印版。

我在电话里冲科里亚高喊了十分钟，可经历过监狱审讯、蹲过“小号”的他就像对一个孩子那样对我解释，他全都明白，可时间太紧，还需要一周，届时那

本书将完璧归赵。

一周后，科里亚还是没还书。

我陷入绝望，不知该如何面对主教的目光。为弄清事情原委，我去见我和科里亚的共同朋友维克多·布尔丢克，他与科里亚是同案犯，一起坐过牢。

“他把书给卖了！”听完我的话，维克多语气肯定地说。 “怎么卖了？！这不可能！”

“太有可能了。把书卖了，然后立马喝光了书钱。我可见过他喝酒。一瓶又一瓶白兰地！ …… ”

应该说，我们全都知道我们这位朋友有此缺点。他如若抓起一瓶酒，你便无论如何也无法让他停下。在劳改营坐牢五年后尤其如此。

维克多被我的担忧所感染，我俩一同去见科里亚。科里亚一直是个老实人，很快便全盘招认。从我这里拿到主教的《圣经》当日，他便将书卖掉了。更确切地说，是在四十分钟之后。四十分钟足够他前往铁匠桥，在“旧书店”旁的莫斯科著名“黑市”上用该书换得五百卢布。我绝望地问科里亚为何这样做，他醉醺醺地回答，他受到了魔鬼诱惑。维克多·布尔丢克则一句话也未问他。他比我更了解科里亚。

事情的确变成了一场灾难，因为这样一本书事实上难以买到。再说，哪里能有这笔购书款呢？即便有幸遇见这样一本书，据行家称，其价钱也不会低于一千五百卢布。我无论如何也难以筹到这笔钱。更不用说，皮季里姆主教立时便能看出这并非他父亲留下的那本书…… 不过我还是急忙去找放高利贷的莫斯科人，可是没用，因为我没有任何值钱物品能做抵押。

三天后的周一我就将面见主教，无法再做拖延。于是我买上一张火车票，去洞穴修道院见约翰神父，此时恰好是周末。

然而在洞穴修道院，我却惊闻一个消息，即约翰神父在修道小室闭门不出，已连续数日不见任何人。这个消息令我崩溃。在这艰难时刻，我竟然无法获得只言片语的指点？！

我绝望地去往拉法伊尔神父的教区，向他吐露我的不幸。

算我走运，因为拉法伊尔神父是个在任何情况下也从不气馁的人。他认为沮丧是七宗致命罪孽中最愚蠢的罪孽。他一开头便无情嘲笑我缺乏信仰，提醒我忘记了一种众所皆知、最为简单的方法，即念诵追回失物的祈祷文。

他的话令我大为震惊。我居然忘了此事？！众人皆知这一百试不爽、简单易行的方法，即念诵大卫王的第五十歌和信条，失物便能找回。

顺便说一句，这一方法不久前曾被使用。《俄罗斯之家》杂志主编亚历山大·克鲁托夫的妻子伊琳娜·弗拉基米罗夫娜·克鲁托娃新购一辆汽车，我为这辆车祝圣，第二天汽车遭窃。警察局的人说，此型号车最易被盗，伊琳娜的车恐怕已在某个车库被拆成了配件。但伊琳娜与我不同，她立时想起特别祷告。她对民警的话付之一笑，然后开始念诵那段古老的祷文。一天后，汽车顺利找回，只有点火开关被连根拔掉了。

我居然忘了这段祈祷！再说，拉法伊尔神父说得对，我由于绝望和信心不足而完全慌了手脚，我要找的不是维克多·布尔丢克，不是旧书商贩，不是放高利贷的莫斯科人，我应求助上帝本人，而非任何人！拉法伊尔神父及时提醒了我。晚间，在夜祷仪式上，在回莫斯科的火车上，我一遍又一遍念诵“主，宽恕我吧，以你伟大的仁慈”，念诵“我信奉唯一的圣父”，直到清晨在车轮的铿锵声中入睡。承蒙主的安排，包厢里仅我一人，因而可以静心祷告。

一大早，我直接自车站去主教出版部，维克多·布尔丢克在那里等我。他手上就拿着那本书！书用缎布包着，完好无损。就是主教父亲传给主教的那本《圣经》。维克多没说他如何找到此书。我看着他疲倦不堪的面孔，也没多问。后来我根据种种迹象判断，维克多请他先前坐牢时结交的一些朋友出手帮忙。

我将书交给皮季里姆主教。谢天谢地，他甚至没有责备我，这是真正的高贵、俯就和基督徒之爱！

我兴奋不已，立时给拉法伊尔打电话 ：

“您看，格奥尔基·亚历山大罗维奇，上帝离我们多近啊！”拉法伊尔神父

充满激情地说。

我当然看到了！

科里亚·布洛欣舒舒服服地喝光了五百卢布，我们的关系恢复原样。只是我不再试图与他一起出书了。除了他在狱中写的那些小说，我们后在我们修道院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小说。

另一个违反教规的故事

（拉法伊尔神父如何成为天使）

据圣徒行为守则，打人的神父

自那时起我便牢记在心，无法同时侍奉上帝和财神。事实就是事实。如若不将这两者混为一谈，上帝便会在合适的时刻赐予我们必须的一切。这不仅是我一人的体验。我的一位朋友也曾有过相似经历。只是他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因此，我有时会在电话中对他说 ：“你想拯救灵魂，同时赚他一百万吗？”而他回答 ：“好啊，好啊！”可我们两人均明白，这只是一句玩笑。

将受教规惩罚，被禁止参加礼拜。

此事发生在 1977 年。拉法伊尔神父当时是位十分年轻的神父，刚在普斯科夫洞穴修道院获封神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早晨，他心情愉快地步入圣母安息节洞穴教堂，准备主持礼拜。可他在教堂里首先看见的人，却是三个醉醺醺的小流氓。其中一人在两位同伴的哄笑声中凑近圣母像前的长明灯点烟。

据拉法伊尔神父称，之后的事他记得不清。目睹这一场景的教民们后来说，年轻的神父一把抱住那个得意洋洋的烟鬼（拉法伊尔神父体力出众），把他拖到门外，拖到教堂门前的台阶上，给他重重一击，当时在场的人至今都记得那一拳…… 就在此时，拉法伊尔神父清醒过来。

就像电影中的慢镜头，他看见那个倒霉小流氓的脚离开地面，飞离台阶，然后落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两位同伙吓得要死，扑向倒地者，他俩看了看拉法伊尔神父，架起那位同伙，离开教堂向修道院大门逃去。拉法伊尔神父意识到此事无法挽回，他如今已无法再主持礼拜，于是便抱着脑袋，慌不择路地冲向他的教父约翰神父的修道小室。

约翰神父此时刚刚做完祈祷。拉法伊尔神父未经敲门便闯入修道小室，扑通一声跪在长老面前。他绝望地道出自己的罪行，请求宽恕他的这一罪孽，并请教如今该怎么办。

约翰神父认真听完他的讲述，然后厉声斥责道 ： “你怎能头顶忏悔圣带跑到我这里来呢？那一拳不是你打的，是天使打的！”但约翰神父还是为拉法伊尔神父念了赦免祷告，为他祝福，并让他去主持

礼拜。

猫

据说，我们国家的人喜欢对神父品头论足、批评指责。因此，当我听到这位教民的话时便相当意外，当时我尚在顿河修道院，我们一位名叫尼古拉的教民一天跑来对我说 ：

“如今我明白了，世上最优秀、最伟大、最耐心、最好心的人就是神父！”我感觉惊讶，便问他为何突然有了这一想法。

尼古拉回答 ：

“我养了一只猫。非常好的一只猫，聪明漂亮。可它有个奇怪的习惯，在我和妻子上班后，它就会跳到我们床上，对不起，在床上拉屎撒尿。我们千方百计让它改掉这个坏习惯，哄它，教训它，可是无济于事。后来我们就在床边垒起一道屏障。可等我回到家一看，猫又跳到床上，在那里干了坏事。我气坏了，就抓住它，把它狠狠揍了一顿！小猫很伤心，钻到椅子下面，趴在那里哭了。的确哭了！我头一回看到它的眼里流出泪水。这时我妻子来了，把我教训了一顿 ：‘你真不害羞，还是个正教徒呢！你要到神父那里去忏悔，悔过你这种野蛮可恶的非基督徒行为，否则我就不跟你说话！’我没有法子，再说良心也在谴责我，我一早就来修道院忏悔。格列勃神父听了我的忏悔。我排队等到他的接待，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格列勃神父十分善良，是圣三一谢尔吉修道院的一位中年神父，他此时在顿河修道院短暂修行。他通常倚着诵经台站在那里听人忏悔，用拳头支着大胡子腮帮。尼古拉详细坦诚地向神父诉说了自己这件不幸事情。他不想有任何隐瞒，因此说了很久。待他说完，格列勃神父稍作沉默，叹了一口气，然后才说 ：

“是啊…… 这事做得自然不好！ …… 我只是不明白，这位‘小毛’，他是在

大学读书吗？他们学校没有宿舍吗？” “什么‘小毛’？”尼古拉问道。 “就是您刚才谈到的住在你们家的那个‘小毛’啊。”

“我这才明白，”尼古拉结束了他的故事，“格列勃神父有点耳背，把‘小猫’听成了‘小毛’，可他一连十多分钟不动声色地听着我的胡言乱语，说‘小毛’如何住到我家，如何在我们床上拉屎撒尿，我如何狠狠地揍了他，他如何钻到椅子地下，趴在那里哭…… 我这才明白，世上最优秀、最不可思议、最有耐心、最伟大的人，就是我们的神父！”

夏宫回春（重彩油画 100X120cm 2015 年 周昌新作）

安德烈·比托夫

一次我来主教府办事，顺便探望我的朋友、至圣牧首的秘书弗拉基米尔·维基里扬斯基大司祭。

我俩刚坐下喝茶，梁赞主教帕维尔也加入进来。他在等待牧首接见，需要打发这段空闲时间。不久，弗拉基米尔神父的手机响了，为了不干扰我们说话，他去走廊接听电话。待他返身进屋，他显得很兴奋，说打来电话的是他的朋友、作家安德列·比托夫。弗拉基米尔神父本人剪发做修士前亦为著名记者，系作家协会会员。

安德列·格奥尔基耶维奇·比托夫曾在格鲁吉亚受洗，为他施洗的格鲁吉亚神父名为托尔尼克，莫斯科知识分子常去拜访他。安德列·比托夫受洗后不常去教堂，可他已故的母亲生前却是一位虔诚教徒。她去世还不到一年。比托夫此时给弗拉基米尔神父打电话，就因为他母亲，因为他昨夜梦见了她。

比托夫一整天都在思索这个梦，他最终决定听听他这位神父朋友的建议。问题在于，他母亲在梦中十分严厉，她对儿子说 ：

“安德列，你一定要做我现在让你做的事。你要去忏悔，接受圣餐。”

“可我很难在我们的神父那里做忏悔，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问题。”儿子像往常一样敷衍道。

“俄国知识分子即便在梦中也本性不改！”我暗自感慨。弗拉基米尔神父继续他的故事。

梦中的比托夫妈妈却不依不饶。

“你要去梁赞州。那里有位老修士，大司祭，”她语气坚定，说出了一个很罕见的古老名字，安德列·格奥尔基耶维奇·比托夫梦还没做完便忘记了那个名

字，“你一定要去他那儿做忏悔，领圣餐！”

梦到此结束。比托夫早晨醒来，梦中的一切他均记得清清楚楚，只是忘了他如今必须去见的那个人的名字，那名字十分罕见，好像源自《圣经》，十分古老。比托夫思索良久。这一切让他觉得奇怪荒谬。可是母亲却语气坚决…… 最终，他决定给他从前的熟人弗拉基米尔·维基里扬斯基神父打个电话。

听了安德列·格奥尔基耶维奇的故事后，弗拉基米尔神父说 ： “你好好回忆一下这位大司祭的名字。”

“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我只记得他住在梁赞地区。好像是《旧约》中的名字。”

“纳乌姆？”弗拉基米尔神父问，他说的是圣三一谢尔吉修道院的一位著名教父。

“不，不叫纳乌姆…… ”

“那就是阿维尔！”弗拉基米尔神父说，“我们只有这两位长老用的是《旧约》里的名字。”

“不错，阿维尔！”比托夫兴高采烈，“你是怎么知道的？” “很多人都认识阿维尔神父啊。” “他在哪儿做住持？”比托夫问。 “在梁赞附近的约翰·博格斯洛夫斯基修道院。” “太神奇了！ …… 妈妈说我应该去见梁赞州的阿维尔神父！”

“而且我的办公室里现在就坐着两个人，”弗拉基米尔神父继续说，“一位是帕维尔大司祭，他恰好就主管梁赞教区，另一位是吉洪大司祭，他在梁赞附近有座隐修院。他刚才说他不久前拜访过阿维尔神父。总之，安德列，上帝吩咐你尽快前往梁赞，最终做出忏悔，接受圣餐。居然还要你妈妈托梦给你，你要相信，这可不是玩笑！”

“我知道，我知道…… ”比托夫回答，“只是这一切太奇怪了…… ”弗拉基米尔神父此时继续说道 ：

“我请求帕维尔神父，让他们在修道院接待你，带你去见阿维尔神父。从莫斯科开车去那里不到三小时。咱们说定了？”

“一言为定！ …… ”

比托夫为此行做了数月准备，半年之后，阿维尔神父便去了天国。

至尊修士

1999 年 9 月 17 日，俄国主教瓦西里（罗江科）在华盛顿去世。

事实上，瓦西里主教不过最终等到了他上路的时刻，他毕生均在勤勉地为这次旅程做准备。主教时常说起这一点，但几乎无人能懂。交谈者们更愿意充耳不闻，或道出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譬如 ：“您说的什么话呀，主教，您会长命百岁的！上帝保佑…… ”可主教本人却迫不及待、饶有兴味地预见了此趟旅程。

他生前即为一位入迷的旅行家。我甚至要说，旅行就是他的真正使命，更是他的生活方式。

他的漫游，从一位婴儿于 1915 年在家族庄园“乐园”的出世开始，这个婴儿后成为瓦西里主教，但当时家人为他取名弗拉基米尔。新生婴儿的爷爷即俄罗斯帝国国家杜马主席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罗江科。他妈妈出身古老的王公家族，即戈利岑家族和苏马罗科夫家族。这位新生的上帝奴仆与俄国许多名门望族均有或远或近的亲戚关系。

主教接下来的一次真正旅程始于 1920 年，当时他年仅五岁。路途十分遥远，先陆路后海路，经土耳其和希腊到达塞尔维亚。此为一趟被迫的旅程，因为俄国的新主人自然不愿让前国家杜马主席一家继续活下去。罗江科一家落户贝尔格莱德，他在此地长大成人。

他有幸遇上许多好老师。此外，在南斯拉夫聚集起俄国流亡界的精英，曾亲自为他授课的就有两位大师 ：一位是约翰神父（马克西莫维奇），三十年后他成为著名的旧金山大主教，又过了三十年，他在俄国侨民界被尊为圣徒 ；一位是俄国境外教会的伟大奠基者安东尼都主教（赫拉波维茨基）。这些精神巨人注定会对他产生最深远、最美好的影响。

但是此前，这位未来的主教还遇见一位同样重要的老师。这位老师他亦终生铭记。这名家庭教师曾为白军军官。除幼小的弗拉基米尔外无人知晓，这名家庭教师每日殴打、折磨小男孩，但他做得很巧妙，不留下丝毫伤痕。这个不幸的军官极端仇恨小男孩的爷爷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罗江科，认为后者是俄国毁灭的罪人。家庭教师无法向爷爷复仇，只能找他的孙子算账。

主教在多年之后回忆道 ：“我母亲在去世前不久说 ：‘原谅我，我照看不周，让你还是个孩子时就吃了苦头。’‘妈妈，这都是神意，’我回答，‘如果我童年没遇到那种事，也就不会成为今天的我…… ’”

当主教已步入暮年，上帝在一次旅行中将他带至皇村。主教获准在此地的费奥多罗夫圣母像教堂主持礼拜，此教堂为沙皇尼古拉二世所建，沙皇一家都很喜爱这座教堂。礼拜结束后，瓦西里主教出门走向众人，公开悔罪，他自童年起便觉得自己与这桩罪行有关，仅仅因为他是他爷爷的孙子。主教当时这样说道 ：

“我爷爷只想为俄国谋利益，可他能力有限，也经常犯错。他错就错在派杜马议员去求皇帝退位。他没想到皇帝退位后并未传位给皇子，当他了解到这一点，他痛哭着说 ：‘现在无力回天了。现在俄国要亡国了。’沙皇一家后来在叶卡捷琳堡遇害，爷爷无意中成了这场叶卡捷琳堡悲剧的罪人。这是无意中犯下的罪过，但毕竟是罪过。此刻，在这神圣的地方，我请求俄罗斯、请求她的人民和沙皇一家原谅我爷爷，原谅我。我作为一名主教，要用上帝赋予我的权力宽恕他的灵魂，让他的灵魂摆脱这桩无意中犯下的罪孽。”

罗江科一家在南斯拉夫住了很久。弗拉基米尔长成一位身材高大、善良俊美的青年。他接受了很好的教育，爱上一位天仙般的姑娘，姑娘后来成为他的妻子，他二十五岁时在塞尔维亚教会获封神职。战争爆发后，弗拉基米尔·罗江科神父义无反顾地参加抵抗运动。在共产党政府当权后，他仍无所畏惧地留在南斯拉夫，虽说许多白军流亡者，首先是那些被苏维埃政权列入黑名单的人，纷纷离开了这个国家。但弗拉基米尔神父不在俄国人教区、而在塞尔维亚人教区做神父，他无法抛下他的教民，即便有坐牢和被枪毙的威胁。

他没被枪毙，但劳改营肯定会被关进去。他被关八年。铁托的劳改营极其恐怖，并不亚于苏联劳改营。幸运的是，铁托不久便与斯大林争吵起来，似乎为了让其旧主难堪，他有意释放了南斯拉夫劳改营中所有的俄国流亡者。因此，瓦西里主教在南斯拉夫监狱里被关仅仅两年（更确切的说法是整整两年）。走出劳改营大门后，他再度踏上流浪路程。

他起初到巴黎，住在其教父约翰主教（马克西莫维奇）处。他后至伦敦，在塞尔维亚东正教堂做神父。正是在此处，在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弗拉基米尔神父开始主持对俄宗教节目，两三代苏联公民通过这些节目了解到上帝和东正教信仰，了解到教会和祖国的历史。

许多年过后，弗拉基米尔神父失去妻子。教会允许他剪发做修士，他获得新教名瓦西里，并获高级总领司祭。此时，已是主教的瓦西里再度踏上旅程，前往美国。在美国，他将成千上万的新教教徒、天主教徒和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领入东正教。但如常见的那样，他并非投人所好，他不仅有激情四射的活动能力，而且还单枪匹马地对阵教会中最强大、最固执的集团，即所谓说客。最终，至尊的瓦西里主教清闲下来，他退休了，只能领到一笔无法保障生计的微薄退休金。然而，这一令人不快的事件于主教而言却成为他心仪的浪游的继续，成为他

去建立新功勋的缘由。当时恰好有了前往俄国旅行的可能性。这是主教由来已久的热切愿望，他于是兴致勃勃地回到了他神圣的祖国。

我恰好见证并参与了当时发生的几件事。

瓦西里主教出现在我和我的朋友、雕塑家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克雷科夫的生活中，犹如一个突如其来的惊人喜讯。

这是 1987 年。沙皇一家的遇害纪念日，即 7 月 17 日，即将来临。我和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很想为皇上举办一场追荐仪式，但在当年这几乎无法做到。前往一家莫斯科教堂，求神父为尼古拉二世做亡灵祈祷仪式，这当然完全不可能。大家都知道，此事会立即走漏风声，神父会大难临头，最轻的处罚就是被赶出教堂。我们也不想在家中做礼拜，因为我们很多朋友都想参加追荐仪式。

恰好在这些天，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克雷科夫完成一座纪念碑式的墓碑雕塑，这座雕塑是献给亚历山大·佩列斯维特和安德列·奥斯里亚比亚的，圣谢尔吉曾派这两位修士武士加入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大军，奔向库利科沃战场。在遭到当局长期阻挠之后，这座墓碑终于树立在两位修士位于西蒙诺夫修道院的墓地上，苏联时期，这座修道院被迪纳摩工厂所占。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 ：既然为佩列斯维特和奥斯里亚比亚墓碑祝圣已获官方允许，我们也可在祝圣时为沙皇一家举行追荐仪式。当然，官方一定会派人监视我们。不过，盯梢的人未必能弄清教会仪式的细枝末节，对于他们而言，冗长费解的教会礼拜全都一个样。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很喜欢这个主意。如今只剩一桩小事，即找一位愿意冒险的神父。因为风险无疑依然存在，即便不是太大。如若某个盯梢者一旦看出真相…… 老实说，我们竭力不去设想这种结果。可我们又完全不愿让熟悉的神父冒此风险。

一位熟人此时无意中提起，瓦西里主教（罗江科）近日自美国飞来莫斯科。我们很多人都曾耳闻这位主教，知道他用“敌对声音”主持的教会广播节目。我们经过一番商量得出结论，瓦西里主教是主持沙皇一家追荐仪式的最佳人选！首先，他是一位白军流亡者。其次，他是外国人，较之于我们的神父，他风险较小。“深层勘探办公厅”，即克格勃在当时的别称，对他亦无任何特别措施。很可能…… 至少，他更易脱身，他毕竟是个美国人，我们这样说服自己。再说，就像当年一首有些无耻但很流行的歪诗所写的 ：“老头上了年纪，他什么都无所谓。”归根结底，我们也根本没有其他办法！ ……

总之，我和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当晚便前往宇宙宾馆，瓦西里主教和美国东正教徒朝圣团就下榻在那家酒店。

主教下到酒店大堂来见我们…… 我们惊得目瞪口呆！一位非同寻常的美男子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位老人面色极其和善，身材高大而又匀称。更确切地说，他不带任何嘲讽神情，亦无丝毫感伤之情，如旧时用语所称，是位端庄优雅的长

老。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主教。你能在他身上揣摩出另一个俄国，揣摩出那业已失却的文化。这完全是另一种主教，与我们所见的主教迥然不同。这并非说我们的主教不如他，不是的！可他完全是另一种主教，这也的确是事实。

我和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立时感觉羞愧，因为我们居然想让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位伟大善良、毫无防备、充满信赖的人去冒险。我们报上姓名，说了几句客套话，在尚未转入正题前，我俩在向他道歉之后躲到一旁，商定一条意见，即我们一定要让主教在接受我们的建议之前好好思量一番。

为谈话方便，我们三人走出酒店，以远离酒店里的窃听装置。主教刚一听闻我们此行的目的，便面带喜悦地停下脚步，站在人行道上，他紧紧握住我的手，仿佛我会逃走，他不仅表示同意，还情绪热烈地要我们相信，我们是上帝派来见他的使者。我揉揉肘部，猜想我的衣袖下是否会出现大块青斑，与此同时，事情全都水落石出。原来，自从成为神父以来，主教五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在这一天为沙皇一家举行追荐仪式。这一次他来到莫斯科，对于如何在苏联举行追荐仪式这件事已苦恼数日。突然之间我们到来，提出这一虔诚的冒险计划。主教视我俩为天使，为天国的使者！对于此事存在危险的警告，他仅遗憾地摆了摆手。

余下的几个问题也被瓦西里主教迎刃而解。依据古老教规，来到另一教区的主教若未获本地主教同意便不得主持礼拜。莫斯科教区的主教即牧首本人。可瓦西里主教说，至圣牧首皮缅昨晚恰好已同意他在莫斯科主持所谓私人礼拜，即祷告仪式和追荐仪式。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仪式还需要一支合唱队。原来，随主教而来的朝圣者几乎均为教堂合唱队成员。

在沙皇一家遇害纪念日的清晨，我们在迪纳摩工厂门口会面。我和克雷科夫的朋友将近五十人，另有二十位美国人。美国人多为信奉东正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只会说英语和教会斯拉夫语。需要赶紧想个法子，如若负责监视我们的人发现有外国人进入工厂，定会招致额外的麻烦。因此为稳妥起见，只好用卢比扬卡的地牢来把我们的美国教友吓个半死，强令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开口说话，除了唱安魂曲。顺便说一句，在主教做礼拜时，他们的合唱的确出色，歌声贯穿礼

拜始终，他们几乎没有外国口音，歌词烂熟于胸。

厂长办公室的几位代表以及一些面色阴沉的人押送我们穿过长长的走廊和过道，来到佩列斯维特和奥斯里亚比亚的墓地。我的心提到嗓子眼儿，我发现那些身着制服的人正用怀疑的目光打量身材高大的主教和他的教民，那些教民吓得要死，他们虽然默不作声，可看上去依然不像是苏联人。不过，事情还算顺利。

克雷科夫塑造的佩列斯维特和奥斯里亚比亚的墓碑雕塑十分漂亮，风格简约而又崇高。我们开始举行祝圣仪式，之后按我们约定不露痕迹地过渡至追荐仪式，以免那些官方人士看出破绽。主教的主持如此动情，他的教民们唱得如此

忘我，让我们感觉追荐仪式似乎转瞬即逝。主教没有说出“皇帝”、“皇后”、 “皇子”等词，而仅提及一些人名，起先是武士安德列·奥斯里亚比亚和亚历山大·佩列斯维特，随后是遇害的尼古拉、遇害的亚历山德拉、遇害的少年阿列克赛、遇害的少女奥尔迦、塔季扬娜、玛丽娅和阿纳斯塔西娅，还有主教本人逝去的亲人以及我们逝去的亲人。

或许，那些身着制服的人其实心知肚明。完全有此可能。可他们全都不露声色。分手时，他们向我们表示感谢。我和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觉得，他们的道谢十分真诚。

当我们步出工厂大门重新回到城里，瓦西里主教突然走到我身边，紧紧地拥抱我。他稍后说的一段话令我始终铭记。他说，他将终生感激我今天为他做的一切。虽说我完全不清楚我究竟有何特别建树，可主教的话却让我十分受用。

果然，主教此后对我始终仁慈至极，直到他去世，我将他的仁慈视为宝贵的、我不配享有的神的恩赐之一。

当时，受难国君及其全家的遇害真相刚刚为我们所知。自境外传入的图书和老一代东正教徒们的叙述，使我们了解到这些俄国的新受难者和忏悔者。

关于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全家，恰在当年出现激烈争论。对于将沙皇一家尊为圣徒，一些我十分敬重的人均持否定态度，其中就包括杰出的下诺夫哥罗德都主教尼古拉和莫斯科神学院教授阿列克赛·伊里奇·奥西波夫。我对这些智者的理由无法提出任何反驳意见，可我却始终认为，尼古拉皇帝和他全家均为圣徒。这是在我认识主教两年之后，我正处于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之一。一天，还

是一名见习修士的我心绪不宁，偶然走进顿河修道院，来到牧首吉洪墓前。这天是沙皇一家遇害纪念日。在那一年，沙皇一家的追荐仪式首度可以公开举行。我衷心地祈求沙皇一家受难者帮助我，如若他们已是侍奉上帝的圣徒。

追荐仪式结束了。我走出教堂，心情依然沉重。我在门口遇见一位多年不见的神父。不待我提出任何问题，他径自与我交谈，竟突然解开了我的所有心结。他清晰准确地指出我该如何去做。毫不夸张地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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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我心里再未出现与尊奉沙皇一家相关的问题，无论我听闻过多少关于俄国末代皇帝之弱点、错误和罪责的议论。

诚然，若难以获得教会的确认，我们的个体宗教体验便微不足道。但让我深感荣幸的是，教会最终将殉教者沙皇及其全家封为圣徒，这使我有权认定，自己这一渺小的、个人的、心无旁骛的体验并非虚妄。

我身边的人均认为，对于俄国而言，君主制是最自然、最必然的国家管理方式。但与此同时，我们亦对当时各种各样活跃的君主制运动持否定态度。

一日，在皮季里姆都主教处做见习修士的我，看到几位身着革命前军官服装的人来到出版部。在他们的军装上，沙皇时期颁发的各种奖章和勋章闪闪发光，其中包括圣乔治十字勋章。我惊讶地问道 ：

“你们怎么能戴这些勋章呢？它们奖励的只是战场上的个人勇敢行为啊。”几位来客让我放心，说他们佩戴这些勋章完全无碍，他们想立时拜见都主

教。令我惊讶的是，主教全神贯注地、不无好奇地听客人说话，持续达一个半小时。此次拜访的目的很简单，客人请求主教向他们提供各种帮助，帮助他们立即恢复君主制。皮季里姆主教在送别他们时若有所思地说道 ：

“现在给你们一个沙皇，你们一个礼拜后又会把他给枪毙了…… ”

自那之后，瓦西里神父每次来俄前均会打电话给我，我也很高兴地与他一同开始饶有兴味的漫游。主教有很多前去漫游的理由。虽说奇怪的是，没有一次旅行是出于主教本人的意愿。

他给我讲过这样一个很特别的故事。

1978 年，他的夫人玛丽娅·瓦西里耶夫娜去世。妻子的去世对于弗拉基米尔神父而言是一场可怕事件。他无限地爱她。后来发生了真诚的俄国人在这种情况下时常会发生的事情 ：弗拉基米尔神父开始酗酒。

主教开诚布公地谈起他生活中的这一片段，将其当做他必须经受的沉重体验。

他成为一个地道的酒鬼。虽说仰仗他出众的健康状况、高大的身材和体力，

酒瘾在很长时间里均未对他的神父活动和广播节目产生影响。弗拉基米尔神父依照其塞尔维亚习惯，用一种巴尔干烈性酒自慰。教父、亲人和好友均对弗拉基米尔神父束手无策，真不知这一切最终如何收场，若非修女玛丽娅·瓦西里耶夫娜自彼世现身、亲自出面训导丈夫，众所周知，玛丽娅·瓦西里耶夫娜生前是一位伟大的修女和虔诚的信徒。

妻子的现身，尤其是她的严厉责备，令弗拉基米尔神父大为震惊，他迅速恢复理智，戒掉了酗酒这一毛病。

他不再喝酒，但还得继续活下去。孩子们当时也已长大成人。教会法规禁止神父再婚，丧妻神父如若再度结婚，将永久失去主持礼拜的权利。除此之外，弗拉基米尔神父如此思念他的修女妻子，他心中的尘世之爱已永远交给玛丽娅·瓦西里耶夫娜。弗拉基米尔神父开始真诚祷告。主回应了他的期望。

弗拉基米尔神父的教父约翰大司祭（马克西莫维奇）去世后，罗江科一家的故友、伦敦都主教阿纳托利·苏罗日斯基成为他新的精神导师。阿纳托利都主教告诉弗拉基米尔神父，美国东正教会的主教们谨慎但执着地多方斡旋，试图说服丧妻的白品大司祭弗拉基米尔剪发做修士，成为黑品大司祭，然后派他前往美利坚合众国担任首都华盛顿城的主教！

弗拉基米尔神父深知，真正的大司祭职位不仅是荣誉和权威，而且也意味着无休止的每日操劳，完全无暇顾及自己，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重负。俄国侨民界的主教还收入微薄，时常沦为赤贫。再说，这位候选者的年龄对于出任主教而言已不年轻，他已六十六岁，他任神父已长达四十年。

然而，弗拉基米尔神父却将要他剪发做修士、担任主教的建议视为神的意志，视为神对他的祈祷作出的回答。他表示同意。美国和英国的主教们立即击掌为定，弗拉基米尔神父的命运就此决定。

但在剪发之前，他突然向他的教父安东尼·苏罗日斯基都主教提出这样一个心直口快的问题 ：

“主教，我现在接受你的剪发。我要向上帝和他的神圣教会发出庄严的修士

誓言。对于纯洁的誓言，我完全明白。关于无私的誓言，我也都清楚。关于祈祷的誓言，我也清楚。可与服从相关的誓言，我却弄不明白！”

“怎么可能呢？”安东尼都主教感到很奇怪。 “是这样的，”弗拉基米尔神父有理有据地说道，“我剪发后不是做修士，而

是立即做主教。也就是说，我要担负安排和指导的职责。那么我该服从谁呢？你让我去侍奉谁呢？”

都主教想了想，然后说道 ：

“你就去服从和侍奉你在生活道路上遇见的每一个人。只要他的请求没有超出你力所能及的范围，也不违背《福音书》。”

这句训诫让弗拉基米尔神父很是受用。由于他时刻准备义无反顾地履行他剪发时立下的这一诺言，这位主教身边的人可没少吃苦头。其中也包括我自己。主教的神圣侍奉不止一次变成我的苦役！

比如，我俩一日走在莫斯科街头，这是个糟糕的雨天，我们正疾步赶往某处，一位手提网袋的老妇人突然拦住主教。

“神父 - 父啊！ …… ”她用苍老、颤抖的声音说道，她自然不知道，她眼前的人根本不是一名普通神父，而是一位主教，还是美国主教，“神父，请帮帮我，请给我的房间祝圣！我求我们的伊万神父都求了三年，他一直没给我做。你能不能开开恩，去给我的房间祝圣呢？”

我未及开口，主教已显出最热情的态度，打算前去履行请求，仿佛他终生都在期待这个为老妇人房间祝圣的良机。

“主教！ …… ”我绝望地说道，“您还不知道这房间在哪儿呢！老婆婆，路远吗？”

“不远啊，奥列霍沃 - 鲍里索沃方向！下了地铁后再坐四十分钟公交车！ …… 不远啊！”老妇人开心地说道。

于是，主教丢下我们的要紧事（在此情况下违背他的意志毫无意义），去给老妇人的房间祝圣，起先他还得赶往莫斯科另一端的一座教堂，去一位熟悉神父

处取祝圣必需的圣器。（我自然要与他同行。）老妇人（她哪来的力气啊！）高兴得不知所措，她迈着碎步跟在我们身后，一刻不停地向主教絮叨她心爱的儿孙们，那些儿孙已很久不来看她。

从那座教堂出来，我们在高峰时分走进地铁，多次换乘后到达莫斯科郊区。然后我们挤进人满为患的公交车，颠簸四十分钟。最终，主教为这间莫斯科九层板楼上的八平米小房间祝圣，他庄严郑重地祈祷，一如他的每次礼拜。之后，他与兴高采烈的老妇人并肩坐在餐桌旁（他俩均对对方感觉十分满意），老妇人端上茶、面包圈和放了很久、已结出糖霜的樱桃果酱，主教对女主人的款待大加夸赞。最后，老妇人在道别时偷偷塞给“神父”一个卢布，主教没有拒绝，充满感激地收下。

“上帝保佑你！”老妇人对主教说，“如今我就是死在这间房里也感到甜蜜。”一次又一次，我看到瓦西里主教真正意义上地侍奉向他求助的每一个人。而

且显而易见，除了侍奉他人的真诚愿望之外，此处还隐藏着某种只有他才明白的特殊因素。

想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侍奉”一词就源于动词“听从”。我逐渐参透，借助这一谦卑的侍奉，主教学会了敏锐地听从并认知上帝的意志。如此一来，他的一生便不折不扣地成为对神意的不断认知，成为与救主之间一场隐秘却实在的交谈，主与人交谈的手段并非语言，而是生活处境，他赐予交谈者的最高奖赏，就是让对方成为他在此世的工具。

1990 年夏天，主教再次来到莫斯科，一位身材魁梧的年轻神父来见主教。他邀请主教去他的教区主持礼拜。主教一如既往，不会让对方发出第二次请求。我知道我们照例又遇到了麻烦。

“你的教区在哪里？”我面色不悦地盯着年轻神父，问道。

根据我的语气，大个子年轻神父便能明白我并非他的同盟者。 “不远！”他颇为冷淡地对我说。

这是一个很平常的回答，可在这个回答背后却时常隐藏着我们无边无际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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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阔空间。 “你瞧，格奥尔基，不远！”主教试图安慰我。 “不是很远…… ”大个子又说。 “你说到底是哪儿？”我阴沉着脸问道。

那神父有些踌躇不安。 “一座十八世纪的教堂，这样的教堂你在俄国根本找不见！格列列茨村……

科斯特罗马附近…… ”我的预感开始兑现。

“明白了！”我说，“从科斯特罗马到你的格列列茨还有多远？”

“一百五十公里左右…… 更确切地说，两百公里…… ”神父诚实地说，“刚好在楚赫洛马和科洛格里沃之间。”

我浑身一抖。我开始数落 ：

“到科斯特罗马四百公里，然后又是两百公里…… 顺便说一句，主教，您知道在楚赫洛马和科洛格里沃之间是什么样的路吗？听着，神父，你邀请主教去做礼拜，可你征得科斯特罗马主教许可了吗？”我抓住最后一线希望，“没有准许，主教是不能在其他教区做礼拜的！”

“没有准许我是不敢来这里的，”大个子无情地告诉我，“我们事先已经获得了我们主教的祝福。”

就这样，瓦西里主教踏上了荒蛮之路，前往科斯特罗马密林中的偏僻小村。大个子名叫安德列·沃罗宁，实为一位勤勉的神父，当时有很多这样的人进入教会。他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生，他重建这座被毁教堂，创立了教区、学校和一座出色的儿童营。通往他的村庄的道路的确很远，楚赫洛马和科洛格里沃之间的路果然如我所料，同行的人很快便疲惫不堪。

汽车突然停下。几分钟前路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卡车迎面撞上一辆摩托车。一名死去的男人躺在路面的尘土中。一位青年六神无主地站在死者旁边。垂头丧气的卡车司机在附近抽烟。

主教和随行的人赶紧下车。可灾难已无法挽回。一瞬之间，残酷的荒诞感得意洋洋地闯入我们的世界，难以弥补的人类痛苦笼罩着此时站在路上的每个人。骑摩托车的年轻人手里抱着头盔，不住哭泣，死者是他父亲。主教拥抱年

轻人。

“我是神父。您父亲如果是信徒，我现在可以为他做必要的祷告。” “好的，好的！ …… ”年轻人开始缓过神来，急忙说道，“请您照规矩做吧！

父亲是东正教徒。不错，他从来没去过教堂，附近的教堂全都被毁了…… 可他一直说他有一个教父！请您照规矩做吧！”

随行的人从汽车里拿出圣服。主教忍不住小心翼翼地问年轻人 ： “您父亲没去过教堂，却有一位教父，怎么会这样呢？”

“是这样的…… 父亲很多年一直在听伦敦的宗教广播。主持人是位名叫罗江科的神父。爸爸就把这位神父当做自己的教父。虽然他一辈子从未见过那位神父。”

主教哭了，他跪倒在他死去的教子身旁。

漫游…… 或远或近的漫游，对于基督的门徒而言，漫游的确是被祝福的，因为上帝即漫游者。他的一生即漫游。他自天国下至罪孽的俗世，然后在加利利的山冈和谷底漫游，在暑热的荒漠和人声鼎沸的城镇漫游。在人类灵魂的黑暗中漫游。在他创造的世界漫游，这世间的人已经忘记，他们是他的孩子和继承人。主教如此热衷漫游的原因或许还在于，在诸多意外以及时常会有的诸多危险

之中，他感受到神的特殊存在。教会在每次礼拜中均为“海上和陆地的漫游者”祈祷，这并非偶然。我们这本小书中的许多故事，因此亦与道路相关。我们在漫游中遇见多少出人意料、亦为千载难逢的事件啊！

说实话，我们也曾利用主教谦卑的绝对服从。1992 年，我、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克雷科夫与我们的老朋友、国际斯拉夫语言基金会主席尼基塔·伊里奇·托尔斯泰院士组织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去圣城朝圣，以便首度将圣火自圣城带回俄国。在耶路撒冷度过复活节之夜后，朝圣者将乘大巴返回俄国，带

着圣火穿过途中的斯拉夫诸国，如塞浦路斯、希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最终回到莫斯科。

如今，圣火每年均由飞机运往许多城市，直接送至复活节礼拜现场。而当年那次旅程因属首次而耗费大量精力，经过多方斡旋。旅程预计历时整整一月。至圣牧首阿列克西派遣两位大司祭率团 ：一位是潘克拉吉大司祭，他现任瓦拉阿姆修道院主教兼修道院院长 ；一位是谢尔吉大司祭，他之后不久被任命为新西伯利亚教区主教。

朱可夫元帅的女儿玛丽娅·格奥尔基耶夫娜原为朝圣团的成员。可在临行前，她却突然病倒。需要赶紧找人替补她。问题在于，不可能在如此短时间里办理签证，而且是很多国家的签证。于是我们再次想到瓦西里主教，他恰好在这一天来到莫斯科。

令我们羞愧的是，我们竟然没有考虑到主教已七十七岁高龄，让他整整一月乘坐大巴绝非易事，他来莫斯科或许有其他公干。我们的首要考虑是 ：首先，主教能一如既往地赞同 ；其次，签证问题能迎刃而解，因为主教是美国公民，他的护照在沿途各国均不会遇到问题。

再说，瓦西里主教的参与也能使朝圣团获得一位精神领袖，这是大家梦寐以求的结果。我们甚至因先前没想起他而感觉遗憾。此外，与朝圣团的其他成员不同，主教精通英语，也精通德语、法语、塞尔维亚语、希腊语和保加利亚语，还懂一点罗马尼亚语。至圣牧首阿列克西同意瓦西里主教任朝圣团团长，这使主教心中充满着喜悦和强烈的责任感。

顺便说一句，谢天谢地，主教的健康状况始终很好。一位名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克鲁托夫的团员每日为主教包裹病腿，监督他按时服药。用瓦西里主教本人的话来说，克鲁托夫像亲娘一样照看他。

我记得，我们在临行之前迅速请到主教，然后如释重负地踏上遥远的旅程。我们的所有问题全都迎刃而解！

然而，在朝圣者们跨越各国国境时，各种问题再度出现。我们代表团在通过

各国边检站时所出示的是事先办理的团体签证。这份签证上写有玛丽娅·格奥尔基耶夫娜·朱可娃的名字，却无瓦西里主教（罗江科）的姓氏。

问题出现在以色列，该国以边检和海关的严查死守而著称。机场的以色列特勤人员立即将非同寻常的俄国代表团拦在一旁，按照名单点名。点到潘克拉吉大司祭、谢尔吉大司祭、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克鲁托夫和其他人的名字时，一切正常。可在点到玛丽娅·格奥尔基耶夫娜·朱可娃的名字时，站起身来的却是瓦西里神父。他客气地冲那位以色列边检官笑了笑，鞠躬示意。

“怎么回事？”边检官不明就里，“我叫的是玛丽娅·格奥尔基耶夫娜·朱可娃。”

“玛丽娅·格奥尔基耶夫娜·朱可娃就是我。”主教忠厚地回答。 “怎么可能是您？”边检官傻了，“您是什么人？”

“我？ …… 我是俄国主教瓦西里啊！”

“玛丽娅·格奥尔基耶夫娜·朱可娃是俄国主教？！这里可不是开玩笑的地方！您叫什么名字？”

“是护照上的名字，还是…… ” “当然是护照上的！”边检官气呼呼地说。 “护照上的名字是弗拉基米尔·罗江科。”

“玛丽娅·朱可娃，瓦西里主教，弗拉基米尔·罗江科？ …… 您到底是哪儿来的？”

“我常住美国…… ”主教说道。 “我们来给您解释一下！”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试图介入谈话。可边检官厉声打断其他人的话 ：

“请其他人保持沉默！”

然后他再度严肃地对主教说 ： “这就是说，您说您是俄国主教，但住在美国？有意思！ …… 请出示您的护

照。”

“我的护照是英国护照，”主教递过护照，赶紧说了一句。

“什么 - 么？”边检官火冒三丈，在主教眼前摇晃着那份团体签证，“您在这份文件上到底用的是哪个姓名？！”

“怎么对您说呢？”主教说道，自己也觉得有些奇怪，“我在这份文件上的名字就是玛丽娅·格奥尔基耶夫娜·朱可娃。”

“够啦！”边检官喊道，“马上回答这个问题 ：您是什么人？”

主教感到很伤心，因为他惹这个年轻人生气了。然而，他尽管一向谦卑，却不喜欢别人冲他叫喊。

“我是一位俄国神父，是瓦西里主教！”他威严地说道。 “瓦西里主教？那谁又是弗拉基米尔·罗江科？” “也是我。” “那玛丽娅·格奥尔基耶夫娜·朱可娃呢？” “玛丽娅·格奥尔基耶夫娜也是我。”主教摊开双手。 “是这样！ …… 您的居住地？ …… ”

“美国。”

“护照呢？” “我持有英国护照。” “您在这里是？ …… ”

“我在这里是玛丽娅·格奥尔基耶夫娜·朱可娃…… ”这一幕在每个国家的边境反复重演。

然而，尽管有这些麻烦，瓦西里主教仍感觉十分幸福。因为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即复活节时在主的灵柩前祈祷。因为他在离别多年后重回他心爱的南斯拉夫，尽管只是路过。还因为他出色完成托付给他的重任，率领朝圣团前往圣城，在莫斯科，在圣徒基里尔和梅福季纪念日，他又与阿列克西牧首并肩参加十字架游行，自克里姆林宫圣母安息节大教堂至斯拉夫广场，他庄严地手捧圣火盅，取自圣城的圣火在其中燃烧。

尽管主教从未明说，但在俄国和俄国教堂主持礼拜是他的夙愿。此为他幼年即有的追求。一日，我们与中央电视台第一频道达成协议，拍摄一组访谈节目，内容涉及上帝和教会、古代圣徒、新受难者、俄国和俄国侨民界。瓦西里主教身体不适，却仍旧来到莫斯科，付出他最后的心血夜以继日地录制这组节目。这是苏联电视台最早播出的此类访谈。这些节目激起，观众非同寻常的兴趣，后来多次重播。后来，无论主教现身何处，均有人向他表示感激，因为他们在观看主教的访谈节目后获得了信仰。这些见证是对主教的最高奖赏。

主教的话让我们重新看待二十世纪教会历史中的许多现象。一次，有人当着他的面争论当时流行的一个话题，即如何评价苏联时期的那些主教。一些人的评价不仅是谴责，甚至充满敌意和仇恨。主教默默听着争论。当那些无情抨击俄国主教的法官们转向主教，希望获得他们认为必然会得到的支持时，主教却讲述了这样一个久远的故事。

六十年代初，他当时还是一名神父，俄国教会对外关系部主席尼科季姆都主教一次曾造访他在伦敦的居所。他俩只能躺在地板上交谈，以防寸步不离紧盯尼科季姆都主教的密探们根据窗户玻璃的震动来监听录音。

尼科季姆主教小声告诉弗拉基米尔神父，苏维埃政权日复一日地试图关闭波恰耶沃修道院，为阻止此事国内的主教们已竭尽所能。尼科季姆主教请求弗拉基米尔神父在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音组织一些专题节目，以使苏联领导层不敢对波恰耶沃修道院下手。都主教和弗拉基米尔神父两人均心知肚明，尼科季姆主教向其交谈者提出此类请求，他承担着多大的风险。

次日，波恰耶沃问题便成为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音宗教节目中的中心话题。成千上万封抗议信从世界各地飞向联合国和苏联政府。这对苏联当局产生很大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当局被迫重新准许波恰耶沃修道院开展宗教活动。 1990 年，我有幸与瓦西里主教一同前往波恰耶沃。他首次来到此地。他主

持一场礼拜，见到许多和他一样曾参与三十年前那些戏剧化事件的人。

关于瓦西里主教还记得什么呢？反正他的每次来访均与某一特殊事件不谋而

合。罗斯受洗千年纪念日，圣火首度传入，为沙皇一家举行的追荐仪式，中央电视台最先播出的宗教节目。正像主教本人常说的那样 ：“当我停止祈祷，这些巧合才会终止。”

主教 1991 年夏的莫斯科之行亦不例外。他作为庞大的美国代表团之一员，前来参加首届全球俄罗斯同胞大会。世界许多国家的俄国侨民界代表，不论其政治立场，均首次正式获邀来到莫斯科。政府首脑们试图让这次大会成为后共产主义俄国新生活的一座里程碑。

有很多很多人回国。甚至那些先前从未让苏联抓住尾巴的流亡者也冒险现身。“残存的白卫军”也赶回来，他们终生绝对不相信苏维埃政权。甚至有弗拉索夫俄奸部队的成员。如何能说服这些人回国，我至今不得其解。或许，大家都很想看一眼祖国。

国际旅行者酒店人满为患。俄国侨民和他们的后代在莫斯科城四处溜达，打量着城市和市民们的脸。令他们震惊的是，莫斯科人对他们也很感兴趣。莫斯科人在接待他们时表现出了过高的期望，这些期望有时是近乎不可遏制的幻想，这更令他们错愕。当时确有许多心地善良的人坚信“国外的人会帮我们”。顺便说一句，在俄国侨民界如若有谁曾对俄国的精神复兴作出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的贡献，他们便是谦逊的编外主教瓦西里以及其他修士侨民，那些主教、神父和教民。

同胞大会的主要事项即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圣母安息节大教堂举行的礼拜。不准在克里姆林宫教堂举行圣事的禁令已持续达数十年之久，如今至圣牧首阿列克西在此主持礼拜。瓦西里主教协助牧首主持仪式。不幸的是，在飞来莫斯科的前一周，瓦西里主教在他华盛顿的家中摔断了腿。但主教不愿错过这一重要事件，于是便腿缠绷带返回祖国，他有些滑稽地拄着拐杖，勉强能跟上那群吵吵嚷嚷的俄国侨民。

8 月 19 日清晨，在主变容节，数十辆大巴满载来自各大洲的俄国侨民，驶出国际旅游者酒店。他们被拉到克里姆林宫前的库塔法塔入口。他们恍恍惚惚、

眼含热泪地迈入克里姆林宫大门，走向圣母升天节大教堂，在这里，至圣牧首阿列克西在身边众主教（其中就有拄着拐杖的瓦西里主教）的陪伴下开始了礼拜。但众所周知，正是在这一天，1991 年 8 月 19 日早晨，发生了一件后被史学

家们冠以四个大写字母“ГКЧП”的历史事件，即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立。是的，恰于至圣牧首在圣母升天节大教堂祈祷的时分，我们国家又发生了一次政变。

礼拜结束后，当心怀感动、充盈幸福的侨民们走出克里姆林宫，他们却大惊失色地看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并非旅游大巴，而是由手持冲锋枪的士兵组成的密实人墙，在他们身后停着一长列坦克和装甲车。

起初大家均不明就里。可后来，有人恐惧地喊了起来 ： “我就料到会这样！！！布尔什维克又把我们给骗了！这是陷阱！”

包围队列中莫名其妙的士兵们慌张地相互张望。侨民人群中传出绝望的呼喊 ：

“我早就警告过！！！不能回来！他们骗我们回来！陷阱，陷阱！！！这都是精心策划好的！”

此时，一位军官迅速来到惊慌失措的侨民面前，他负责处理与同胞大会代表们相关的事宜。必须立即将他们转运至卢比扬卡广场，代表们的大巴车在士兵们来到克里姆林宫之后已被转移到了卢比扬卡广场，现停在那里等候代表们，然后会尽快将这些外国人送回国际旅行者酒店。

“同志们，不要慌乱！”军官用命令的口吻宣布，“我建议大家有组织地前往卢比扬卡！这些人送你们过去！”

军官指了指一个排的士兵。 “不，不，我们不想去卢比扬卡！！！”侨民们争先恐后地喊道。 “有人在那边等你们呢！”军官说道，他真心感到惊讶。

这句话让侨民们更加恐惧。 “啊，不要！！！绝对不去卢比扬卡！无论如何也不去！”众人高喊。

军官数次试图让这些怪人恢复理性，可时间有限，他最终只好给士兵们下达命令，让士兵们用胳膊或枪口驱赶侨民，把他们赶往卢比扬卡广场。

众人全都惊慌失措，完全把瓦西里主教抛在了脑后。拄着拐杖的他落在库塔法塔旁，处在士兵和装甲车的包围中。当时尚无人知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站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人百般猜测，却一无所获。许多人认出了瓦西里主教，便请他作出解释。在不知所措的主教身边很快围起一群人，就像在开群众大会，高出众人一头的主教鹤立鸡群。

与此同时，侨民们来到卢比扬卡广场，方知的确是让他们上大巴车，他们要去的地方是酒店而非克格勃的地下牢房。此时他们终于想起他们的主教。主教的秘书玛丽莲·斯威齐跳下大巴，勇敢地跑回克里姆林宫，跑向那些坦克和装甲车，在这个谜一般的国度，奔向她可爱的瓦西里主教。

她立马看到了他。主教犹如一名白发苍苍的领袖，置身狂热群众大会的中央，耸立于众人之上。玛丽莲挤到他身边，简短坚决地向他指明获救之路，即必须前往卢比扬卡。可拄着拐杖的主教却无法走完这段路程。他让玛丽莲另寻交通工具。玛丽莲挤出人群，四处张望。附近除了马达轰鸣的装甲车，再无任何交通工具。玛丽莲走近一位年轻军官，用蹩脚的俄语对他说，这里有位年长的美国神父，需要立即拉他去卢比扬卡广场。军官摊开双手 ：“我怎么帮您呢？只有坦克！要不就是自行火炮。”

玛丽莲突然发现，不远处停着一辆十分合适的小型汽车。 “这辆吉普怎么样？！”

“怎么，用这种‘囚车’？”军官兴高采烈，“请吧。我们现在就去和警察谈一谈。”

他表现出了对外国人命运的真正同情，很快，“囚车”便开近人群，主教正置身人群中央。玛丽莲跟在那位军官和两名警察身后，向主教挤去。玛丽莲高声喊道，想盖过人群的喧哗和坦克的轰鸣声，她告诉主教，有一辆出色的吉普车等在外面，要送他们去卢比扬卡。

两位民警、那名军官和玛丽莲，三人合力扶住主教，领他穿过人群。见此情景，民众激动起来。

“怎么回事？要把神父带到哪里去？”人们表现出愤怒。

当他们发现，一位腿缠石膏绷带的年老神父正被塞进一辆黑色“囚车”，狂暴的民众便扑过来保卫主教 ：

“又来了！！！又要逮捕神父啦！我们不放神父走！我们组成人墙来保护他！”

“不要，不要！”主教绝望地高喊，推开身边的救命恩人，“请放开我！我想去卢比扬卡！”

拖着伤腿、带着拐杖的主教被勉强扶进汽车，汽车穿过激愤的人群。主教透过“囚车”车窗朝外看，眼含感激的泪水一遍又一遍地说 ： “多好的人啊！多好的人啊！”

很快，主教在卢比扬卡受到对他充满爱戴的教民们的迎接。

即便疾病缠身，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依然想来俄国，希望对俄国再做奉献。

瓦西里主教最后一次来莫斯科时已病入膏肓。他卧床数周。他住在娜塔莉娅·瓦里西叶夫娜·涅斯捷罗娃家，女主人对他关照有加。可我明白这或许是主教最后一次来俄国，便请求让我们奉献节修道院的修士和见习修士在主教榻前轮流值班，照看主教。年轻修士们得以与主教交往，并提出问题，征求建议，只有一位饱经风霜、精神体验十分丰富的神父方能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我的修士们或许并非最好的护工。他们或许向病中的主教提出太多问题，索取太多回报。但是，与年迈主教共同度过的日日夜夜对他们而言无疑十分有益，同样，与自己在教会中的继承人交往，这对主教来说也很重要。令他感到幸福的是，他强撑病体，尚能对各种问题作出回答，传授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仍可履行侍奉，他生活的意义正在于这一侍奉，他无法想象侍奉以外的生活。

瓦西里主教完全孤身一人踏上他的最后一趟旅程，即自尘世国度步入期待已

久的天国。一天早晨，人们在他华盛顿房间的地板上发现了已无气息的他。主教在这个房间居住多年。这套住宅仅有一个房间，房间极小，可它不仅是主教的卧室，而且还是一座家庭教堂，一间播音室，是保存他数十年间广播节目的档案室，是他款待客人的餐厅，也是他的书房，而且居然还有地方接待房客，一些俄国来客常落脚主教处，或待一两夜，或住上一周。

甚至在死后，主教仍乐于再度稍作旅行。亲人们久久难以确定他的长眠之地。有人建议葬他于俄国，俄国毕竟是他的祖国 ；有人主张葬于英国，与他妻子葬在一起 ；有人提出葬于塞尔维亚，他十分喜爱的国度。我能想象，主教的灵魂定能欣悦地升入天国，因此这里的每一处安葬之地均很诱人。然而，逝者最终仍被自华盛顿运至纽约，他的一位亲人坚持葬他于离纽约城不远的新基维耶沃修道院。可此事没能办成，主教于是又被运回华盛顿。他尘世的旅程最终在此画上句号，主教长眠于石溪墓地（Rock Creek）的东正教徒墓区。

瓦西里主教生前常戏谑地自称“已故”主教。就神职而言他仅为大司祭，可美国自主教会废止了这一称号。他名为主教，其实却不负担任何职责，在正式教会生活中也毫无发言权。瓦西里主教因此时常如此自我介绍 ：“已故主教瓦西里。”然而，他却是一位真正的主教！他广阔地主宰着人类的灵魂。他令人难忘的、世所罕见的善良、信仰和爱构成了一种坚不可摧的力量，有幸结识瓦西里主教的人直到如今仍被这种力量的惊人威力所笼罩着。

愚蠢的城里

（摘自《训诫集》）

在一座拜占庭城市，饱食终日、懒惰成性的居民们恬不知耻，甚至不愿听从他们那位善良的老主教，无论后者如何请求他们悔过自新。城里人只是嘲笑年迈的长老，挥手赶走他，像赶走一只讨厌的苍蝇。

老主教后来死去。一位年轻主教取代他，他的所作所为甚至让该城见多识广的人也谈虎色变。此时，他们方忆起那位善良谦卑的主教长老。

最终，城里人难以忍受新主教持续不断的苛捐杂税、羞辱打骂和最离奇的胡作非为，便异口同声地祈祷 ：

“主啊，你为何给我们派来这样一个怪物？”

他们的祈祷不得要领，但在听到他们长时间的哭号后，主仍然对其中一位市民显容，并回答 ：“我本想给你们找一位更坏的人，可未能找到！”

同一祭坛一日内仅做一次大祭礼仪

主保佑我们这些神父修正各类错误，摆脱心不在焉，甚或愚不可及！

教会有一项严格规定，即在教堂的同一祭坛上一日之内仅能做一次礼拜。我们奉献节修道院修士喜欢做夜祷，因为夜间可以独处一隅，专心致志地祷告。百姓一般不参加夜间祈祷，除了我们有时特意邀请教民。

在一个大斋期，我决定做一次夜间预祭事奉圣礼。在做这一礼拜前需整日严格斋戒，几乎昼夜不吃不喝，我们邀请了几位老教民参加此次夜间圣餐仪式。

我在梁赞教区忙碌一日，很晚回到修道院，之后立即前往教堂。主祭坛此日早晨已照例做过一次礼拜，因此我只能在很少做礼拜的施洗圣徒约翰像前的副祭坛上举行仪式。

礼拜前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四名神学院一年级新生站在唱诗席上唱歌。五六位前来参加这次夜间圣餐仪式的我的友人，在小祭坛前祷告。

然而，在礼拜开始的最初时刻突然有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我心生一种难以遏制的慌乱感。我无法控制自己，我说错祷告词，早已烂熟于胸的《祈祷书》竟也读得磕磕巴巴，且完全不解其意。合唱队的歌声同样不协调，学生们的表现与我一样糟糕，数次停下来重新开始，却依旧唱不整齐。最后，应当拉开祭坛正门的幕帘，当我刚刚碰到幕帘，它就连着帘架哗啦一声掉在地上。

我一生中从未遇见这种事！礼拜被迫中断。我大惑不解地走下祭台。在场者的困惑不亚于我。我不解其故，便试着询问那些新生歌手，圣约翰祭台今天是否已举办过礼拜。

“是啊！”新生们回答，“下午四点我们在这里已唱过一次。是司库神父做的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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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双手抱住脑袋，因为再有片刻，我便要在同一座祭坛上完成第二次礼拜！ “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冲那些学生说。 “我们不知道不能做第二次啊，”新生们慌张地相互张望，“我们没见过…… ”瞧，是我自己不对，却冲孩子们叫喊。我是主事者啊！应事先向我们的监事

（他负责协调礼拜日程）通报的人正是我而非他人。我不该轻率地断定，在我们举行圣杯礼拜之前先知约翰祭坛上不曾做过礼拜。

幸运的是，礼拜的主要仪式尚未进行。于是，我将供桌移至相邻的祭坛，在那里做完礼拜。

后来我们聚在一起吃夜宵，我们一次次地回味刚刚发生的事，震惊于上帝的旨意，主护佑他的教堂免遭我们亵渎，让我们不至于无意间犯下重罪。在这之后怎能不感谢主的忍耐和关照呢？

此事之后我们决定，如今修道院中的一切礼拜仪式均由司库神父严厉管控，为使帘幕架不再垮塌，或是让它砸上脑袋，我们要好好想一想……

人们常说，不应用自己的义务和生活琐事去惊扰上帝，即所谓指望上帝，自己也要努力。虽然实话说，我们总是暗中指望他别扔下我们，期待他保护我们……

我们如何购得康拜因

2001 年夏，一位名叫雅罗斯拉夫·N 的青年向我们奉献节修道院神学班递交入学申请。他生于俄罗斯化的德国人家庭。他在阿尔泰出生、长大，后随父母迁居德国。他在那里获得德国国籍。如此一来，他同时拥有俄国和德国两本护照，这令我们感到惊奇。距入学考试尚一月有余，这位青年请求允许他这段时间住进修道院。我问他有何特长。原来，雅罗斯拉夫在德国是会计专业的毕业生。

“这么说，你会用会计软件？”我感到很兴奋。 “当然了，神父！计算机软件是我的专业。”

这正是我们当时的急需！我们在会计室为雅罗斯拉夫挤出一个办公角落，他迅速进入角色，令我们欣喜不已。

说实话，我们那一年决定将修道院的全部收入，即我们出版社出版图书的所得，用于购买农用机械。我们在梁赞州有一片隐修处。隐修处的附近地区，即我们习惯称之为集体农庄的区域，近十年来逐渐荒芜，一座座颓败的村庄让人不忍目睹。

一个冬日傍晚，临近村庄的农民来到我们教区。这些人已极度绝望。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已三年未领到任何工资。农庄的机械只剩得一台即将散架的拖拉机和农庄主席乘坐的嘎斯牌吉普车。农庄的牲口无人喂养，一周后将十分廉价地卖给肉联厂，有些人家把饲料蒸熟喂给孩子吃…… 听到这些话，我们不寒而栗。当他们请求我们收留他们崩溃的农庄和他们自己，我们自然无法拒绝。让我们恐惧的是，他们竟然说出这样的话 ：“哪怕给你们当农奴…… ”显而易见，他们已走投无路，再无他人可以求助。

我们收留了他们，可对农庄的经济状况稍作调查后，我们便明白，这里的一

切均将从零开始。我们付了工资，给牲口买了饲料，可在此之后仍需一笔多达二十万美元的巨款，以购买必不可少的机械。我们开始积攒这笔钱，为此暂停了修葺修道院，并中断某些出版项目。

我们的积蓄不存入银行。大家均清晰地记得 1998 年的经济危机和大破产。我们那些熟悉金融的教民，建议我们把积攒的卢布换成美元。这笔钱没存入银行账户，而被保管在一个可靠的密室。

我和司库神父创建了这间不错的密室。我们在会计室一间房的墙壁上凿出一个洞，把保险柜塞入洞中，保险柜钥匙藏在原地，藏入放着一大摞《莫斯科主教区杂志》的写字台的最下面一个抽屉，又把抽屉钥匙塞在地板下面！我们十分满意，相信这笔钱比存在储蓄银行更为安全。

秋季将至，我们积攒下整整十八万美元。再攒上一些，便可订购一台联合收割机、一辆拖拉机和若干播种机。我们已开始查阅农业机械目录，讨论将来的秋收方式，突然有一天，时在 2001 年 9 月 14 日，我在前往农场途中接到了修道院司库的电话，他用变了调的慌乱声音说道 ：

“神父，您可别激动！ …… 保险柜里的钱不见了…… 雅罗斯拉夫也不见了！您赶紧回来吧！”

当我冲回修道院，见事情果然如此 ：保险柜里的钱没了，雅罗斯拉夫也不见人影。可两把钥匙还好端端地摆在原处，一把在地板下面，一把在写字台抽屉里。

无论这打击有多可怕，还是必须振作起来做点什么。我打电话给我们的教民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乌斯季诺夫，他时任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赶来修道院，叫上几位证人。警察开始他们的工作，即询问、提取指纹和勘查犯罪现场，我和司库神父垂头丧气，在修道院里走来走去，等待结果。

最终，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请我去司库的办公室。刚走进屋，我根据在场者的脸色便已明白，他们道不出任何好消息。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让

我在椅子上坐下，然后对我说道 ：

“神父，您坐下来就对了。您就能稍稍放松一些，对我们的话有所准备。您这名学生雅罗斯拉夫·N 已经离开俄国。几乎可以断定钱被他偷走了。如果这样的话，很遗憾，我们就无法追回赃款了。”

“为什么？”我轻声问道。 “因为窃贼是德国公民，”乌斯季诺夫耐心地解释，“德国从来不会交出自己

的公民。顺便说一句，我们也从未将我们的公民交给他们。” “可他是名罪犯！”我惊讶地说。 “即使这样，”乌斯季诺夫叹了一口气，“可有些事情我们也无法左右，无法

废止。在俄国的司法史上，在此前的苏联司法史上，还从未有过德国政府将德国公民送交我们审判的先例。”

“雅罗斯拉夫现在在哪儿？”

“很可能在他德国的家中。他持有德国护照。他可以带着您的钱平安无事地从绿色通道穿越国境。谁也不会盘查一位德国公民。您当然很清楚这一点，您经常出国。当然，我们会展开刑事调查，通报国际刑警组织。可是，亲爱的神父，您最好别再为此耗费时间和精力，您最好忘掉这笔钱，重新攒钱去满足您的农业爱好。”总检察长总结道。

听罢此言，我差点丧失语言能力！ “怎么能忘得掉呢？！这可是十八万美元啊！这就是我们的康拜因啊！ ……

不，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我们忘不掉！” “请您相信，这毫无办法。”

“好吧，如果你们毫无办法，我们…… 我们就祷告！如果国家和警察都帮不了我们，就让圣母来保护我们！”

我的内心汹涌澎湃。

的确，除祈祷外别无指望。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教友，然后我们开始祷告。我们首先向我们修道院的镇院之宝弗拉基米尔圣母像祈祷。

两周过后，各报头条均登出一条爆炸新闻，称奉献节修道院院长失窃百万美元。在一个天气的确很好的日子里，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乌斯季诺夫突然来到修道院。他的神情令人诧异，我甚至要说，是让人震惊。

“您想想，神父，”他刚进门便说道，“偷您康拜因的那个贼还真被找到了！” “怎么找到的？！”由于消息突然，我甚至不敢相信。

“是啊，您想想！国际刑警组织今天传来消息，这不可思议，但那个恶棍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边检站被抓了。”

据乌斯季诺夫讲，雅罗斯拉夫搭乘顺路车自俄国经乌克兰至波兰，从波兰再去德国。奥得河畔法兰克福边检站他之前不止一次出入。他持有德国护照，因此从未遇到任何问题。他的此次旅程如若不是在 2001 年 9 月 14 日、亦即 9 月 11日纽约那场著名大爆炸之后的第三天进行，一切本会平安无事。被搜寻恐怖分子的任务弄得惶恐不安的德国边防人员从头到脚仔细搜查每个人，无论外国人还是自己人。这么一来，他们便从雅罗斯拉夫身上搜出了未经申报的十八万美元，他自然无法说明这笔钱的来源。于是他的这笔钱被没收，记录在案，并送交奥得河畔法兰克福检察院保管。

“什么时候把钱还给我们呢？”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刚说完，我便喊起来，“我们马上去法兰克福！”

“我不想让您扫兴，神父，可问题在于，这笔钱是不会还给您的。”乌斯季诺夫叹了一口气。

“怎么会呢？” “我对您解释过了，首先，我们无法证明这笔钱就是您的。”

“怎么无法证明？奉献节修道院被偷走十八万，那边也是十八万。这边有个雅罗斯拉夫，那边也有个雅罗斯拉夫！都能合得上！”

“在您这里是能合得上，”检察长同情地说道，“可只有法院才能查明事实。但是法庭永远无法组成。”

“为什么无法组成？”

“就因为德国人会无止境地拖延下去。这位雅罗斯拉夫也会无止境地解释这笔钱的来源，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最主要的是，审判要在被告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可是他，自然别指望他能出场。”

“怎么会呢？！他不是在边境被抓住了吗？”

“当然不是！钱被没收了，人却被放走了。神父，别再幻想了。那个恶棍无法花您的钱了，您就因此感到安慰吧。”

“多好的安慰啊！那我们呢？我们不同样也无法花这笔钱了吗？我们需要康拜因！”

“吉洪神父，这就不是我能管的事情了。” “没什么！”我叹口气，“我们来祈祷！” “你们随便祈祷好了，”乌斯季诺夫生气了，“不过您要知道，无论德国人还

是法国人，英国人还是美国人，历史上还从未向我们引渡罪犯。他们也不对犯罪行为进行审判。我们也从来不把我们的恶棍交给他们！”

“那我们就祈祷！”我又重复了一遍。又过去近一年。

恰好在此时，我们与俄国境外教会建立起了十分特别、颇为复杂却又十分重要的关系。一次，柏林和不列颠主教马克邀我前往慕尼黑，我们在为阿列克西牧首和俄国境外教会首席主教拉夫尔的会面做准备。

获得至圣牧首的恩准后，我飞往巴伐利亚。

马克主教最亲近的助手尼古拉·阿尔捷莫夫神父在机场接我，用他自己的汽车将我送至主教住地，即慕尼黑郊外规模很小的圣约伯·波恰耶夫斯基修道院。

德国的人口似乎是八千万。

可我钻出汽车见到的第一个人，却是雅罗斯拉夫·N！我立马冲过去扭住他。

我得承认，在我的记忆中，之后发生的一切有些好像在梦中。雅罗斯拉夫见到我后如此惊讶，甚至未作抵抗。当着目瞪口呆的尼古拉神父的面，当着同样不

知所措的修士们和马克主教本人的面，我将雅罗斯拉夫拖进修道院。我把他塞进一个房间，锁上门，这才缓过神来。

“您这是干嘛呀？ …… ”马克主教吃惊地看着我，说道。 “这个人偷了我们一大笔钱！” “这可能是误会！他是我们修道院的会计。”

许多修士围到我们身边。

我能想象马克神父的惊讶 ：从俄国，也就是昨日的苏联，跑来一位神父，他抓住一位德国公民，并把后者关进别人的修道院。

我对主教和他的修士们讲了雅罗斯拉夫的故事，但是显然，他们并不相信我的话。于是我请求往莫斯科打个电话，我拨通了总检察长的号码。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我抓住他了！”我冲着话筒喊道。 “谁？您抓住谁了？”电话里响起乌斯季诺夫不知所措的声音。 “还能是谁？就是偷我们钱的那个强盗。”

“等等…… 您说您抓住了？在哪儿？” “在慕尼黑啊！” “在德国？！您是在开玩笑？您怎能抓住他呢？”

“是这样…… 我刚走出汽车…… 我一看—— 是他。我就抓住他，把他拖进修道院关了起来！关在修道小室里！”

没了声音。我担心乌斯季诺夫认为我在耍他。可片刻之后我便明白，事情并非如此，因为电话另一端响起了真正的吼叫。

“您赶紧放了他！！！”我惊呆了。

“怎么能—— 放了他？ …… ” “立即放了他！！！”乌斯季诺夫的嗓音仿佛响彻整座莫斯科城，“您知道您

闯了什么祸吗？！”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 …… 我怎么能把他…… ”

检察长已不再听我解释 ：

“您刚刚剥夺了一位德国公民的自由！您因此会坐两年牢！我们之后还要费神把您从大牢里弄出来！马上放了他，让他想去哪儿去哪儿！”

我想了想，说道 ：

“不！是上帝把他交到我手上的，我怎能放了他呢？ ……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随您的便好了，可我要把他关在这里，直到警察赶来。”

无论乌斯季诺夫如何喊叫，如何发脾气，我仍坚持己见。他也无法把我弄进他在莫斯科的总检察长办公室。最终，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只得让步。

“好吧，我马上联系德国国际刑警组织。但如果他们把您关进大牢，您要自己负责！”

一段时间过后，巴伐利亚国际刑警组织的代表来到修道院。可他并未逮捕雅罗斯拉夫，却审问起我来。我们的谈话是这样进行的。

“您在德国领土上展开了刑事调查？” “什么刑事调查？” “您是怎么找到这个人的？”

“我走下汽车，一看—— 是雅罗斯拉夫！我就抓了他。” “您专门跟踪了他？您盯他的梢？您确定了地点？” “当然没有！是上帝把他交到我手上的。” “抱歉，是谁把他交给您的？”

“是上帝！” “抱歉，我再问一句，是谁？” “是上帝把他交到我手上的！”

“明白了。”这位巴伐利亚人说道，疑虑重重地看着我。

他再次询问所有细节。之后又问了一遍。他脸上的不信任为愈来愈多的惊讶所取代。最后他问道 ：

“您知道吗？如果您说的都是事实，我就打算提议由您来担任巴伐利亚刑警

组织的长官。”

对此我回答道 ：

“谢谢您，不过我已经有了一份公民职业。我是集体农庄主席。因此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您的建议。”

雅罗斯拉夫身上相继发生的这些事件，这些难以逆转的命运安排，亦对雅罗斯拉夫本人产生了强烈影响。那笔钱意外地恰恰在德国被没收，他当时觉得一切危险均已过去，他暗中窃喜，觉得自己已万事大吉。此事恰恰发生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海关，雅罗斯拉夫特意选择在此过关，因为此前他曾多次在此出入境。还有我们在慕尼黑修道院的碰面，他几乎已在这里当上会计…… 最后，他不是被关在别处，而恰恰被关进修道院的修道小室，与他一年前狼狈逃离的修道小室一模一样。

此外，我想，在奉献节修道院做出如此悲哀、如此轻率的举动之后，雅罗斯拉夫也不可能不感到良心的谴责。他清楚地知道他偷走的钱是积攒起来做什么用的，我敢肯定，无论他如何辩解，他一准有过真正的痛心和羞愧。

但最主要的是，他也感觉到无处不在的隐秘神意在世界和教会的显现，感觉到这一神意对他自己的作用。这让雅罗斯拉夫大为震惊。这迫使他深入思考。最终，他如实招供了一切。

他被看管起来。过了一段时间，他对进行审判，被判坐牢四年，他在巴伐利亚服满刑期。在此期间，慕尼黑圣约伯·波恰耶夫斯基修道院的修士和见习修士们常去看他，竭尽所能地帮助他。

俄国总检察院和司法部以合适方式与德国司法部取得联系，根据法院判决，存放于奥得河畔法兰克福检察院的十八万美元被交与我们司法部专门前往法兰克福的工作人员。

2003 年 7 月 6 日早晨，装钱的箱子被送至奉献节修道院，交由司库神父签收。这一天是我们修道院的节日，即弗拉基米尔圣母像节，我们曾在这尊圣像前祈祷，求圣母帮助我们消除我们遭遇的灾难。

在这一天的节日礼拜上，我需要一个布道主题。我将我们的这个故事告诉教友们，并得意地向教堂里所有的人展示了早晨运到的钱箱。

我们很快便购置了必需的农业机械。

我们如何购得康拜因

奥利洪岛夕照

（重彩油画 100X120cm 2015 年 周昌新作）

瓦西里与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

九十年代初，一位教民时常现身顿河修道院。我们叫他瓦西里。他十分壮实，膀大腰圆，是个成功的个体商人，也是一位信徒。但他有个特性。他一生百折不挠，仅遵循几位特定神父和长老的祈祷和祝福行事。他是在书中读到此种方式的。

人们会问，这样做有何不妥呢？会有不妥。如若一位神父提出的建议不合瓦西里口味，他便立时去寻找其他神父，直到最终觅得他需要的“祝福”。如此瓦西里便心安理得，立即认定此位神父言之有理，祈祷灵验。

我们因此多次责备瓦西里。可瓦西里自以为是，对我们的责备仅报以狡猾的微笑。不过得承认，他相信这些死乞白赖得来的（有时是罪过地用礼物换得的）祝福，也的确真心实意！

瓦西里家有三个女儿，可他早就想有一个男性继承人。他甚至连儿子的名字都已起好，即瓦西里，小名瓦先卡。自然是为了纪念圣徒大瓦西里！而不像一些热衷谴责他的罪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纪念父亲本人。

瓦西里恭恭敬敬地先后拜访修道院的每位神父，请求他们给予特殊祝福，以使他妻子最终能生下一个男孩。我们均通情达理地回答，此类祝福无法给出，瓦西里应衷心祷告，让上帝在合适时候应验他的请求。可此类建议完全不合瓦西里的心意。他要的是担保。他将神父领到一旁，求他们给予“正确的”祝福，并小声许诺，只要家里生出男孩，他愿意付出任何价钱。他在我们这里一无所获，便前往洞穴修道院，可在那里仍未能获得他所需的回答。

众人以为，他应该会就此作罢。然而，我们对他的了解显然不够。瓦西里开始寻找“真正的”修士、神父和长老。他很快找到了这样的人。

一位智者曾十分准确地指出 ：“只要愿意，成为一名长老并不困难。”就是说，皱起眉头，摆出一副庄重神态，以毫不妥协、善于抨击著称，稍稍做点预言，给出些左右逢源的祝福，—— 如此便能招来趋之若鹜的崇拜者。可是，这样的人自然并非长老，而只是善于逢迎的人。

长话短说，瓦西里得意洋洋地回到莫斯科，收获一大堆能生男孩的祝福和预言。他妻子也的确很快怀孕。

妻子分娩前不久，瓦西里想前往圣城朝圣。自然要三人同行！他本人、他怀孕八个多月的妻子，还有他期待已久的那位还在娘胎里的男性继承人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

正值盛夏。正常人此时前往圣城也会暑热难耐，更遑论一位不到一个月即将分娩的孕妇！可虔敬的瓦西里固执己见。他决定带他那位尚未出生的继承人走遍圣地。

他们来到主的灵柩前。他们带领小儿子来到各各他。瓦西里此时已习惯与其继承人亲切交谈，他用手掌拍拍妻子的肚子，俯下身来说道 ：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我们就在各各他，你感觉到了吗？”

然后他们前往犹太荒原。沿着晒得滚烫的山间小径，他们不停地跋涉。他们登上诱惑山。瓦西里在此又对儿子说道 ：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我们到了诱惑山！”

在离开圣城前，他们甚至登上塔博尔山。瓦西里作为一名真正的朝圣者，自然蔑视供旅游者们使用的阿拉伯人出租车，而与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徒步登上塔博尔山顶。在这里，他俯瞰脚下壮丽的景色，高声喊道 ：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我们到了塔博尔山顶！”

到了本·古里安机场，瓦西里的妻子已明显感到腹痛。不过，孩子当然只能在莫斯科出生。更为复杂的是，以色列海关居然不让他上飞机。他在圣城每个地方都要采集圣物。这位正教徒朝圣者采集了哪些圣物呢？诱惑山上的石头，加利利湖的水，约旦河的水，犹太荒原的沙土，拿撒勒的石头，伯利恒的土，等等等

等。其他朝圣者通常只带少许东西，比如加利的一朵花或耶路撒冷的一颗石子，可瓦西里却带着三十公斤圣物。

但是，这些东西对于瓦西里而言是圣物，对于大惊失色的以色列边防官员而言却是采自以色列国土的土壤样本和水样本。此类情形他们首次遇见，于是断然拒绝瓦西里将这些东西带回俄国。然而，瓦西里却坚决不肯放弃圣物自旧约的耶路撒冷返回自己的“第三罗马”莫斯科城。

海关官员们最终明白，他们遇上的这个人，委婉地说，只是个大怪人，他的行为不会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造成无法挽回的危害。他们放行瓦西里，在莫斯科，他不幸的妻子被从机场直接送进产房，并顺利产下了一名女婴。

我们这位男主人公的惊讶之状难于言表。

“掉包了！”他喊道，“坏蛋医生们！我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哪儿去了？！我得到过祝福！长老说是男孩！把我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还给我！”这个故事结局如此。瓦西里很快淡出我们的视野。我不知他的现状。我希望

他清醒过来，也有了继承人。我也希望他最终谦卑地接受上帝旨意，让他家中只降生漂亮的女孩。

吉洪都主教（重彩油画 160X220cm 2018 年 周昌新作）

“叫石”拉法伊尔修士的生活、奇遇和死亡

我们这位主人公 1951 年出生于卡玛河畔小城奇斯托波尔。他父亲是一家苏联企业的经理，母亲是家庭妇女，哥哥是共青团领袖，是正义美好未来的幻想者。

没有任何征兆显示，鲍里斯·奥戈罗德尼科夫的生活中将发生与当时苏维埃生活大相径庭的特殊事件。他是高年级首屈一指的运动员，他性格开朗，人见人爱，是年级所有女生的爱慕对象。鲍里斯中学毕业后参军入伍，在与中国的武装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他作为边防军人在达曼岛英勇地服完三年军役。他毫发未损地回到奇斯托波尔，获得部队首长的多次嘉奖，并获中士军衔。他即将步入大学。鲍里斯决定报考公路学院，以便设计出漂亮的新汽车，然后亲自驾驶，兴高采烈地一路狂奔，把世上的一切抛在脑后。

可有一天，在自己的故乡小城，退役的边防军人偶然得到一本书，此书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同龄人，均无论如何不该读到。专制严厉的国家体制曾处心积虑地如此行事。但显而易见，他们那里出了某种差错。于是，我们这位偏居河畔的主人公怀着好奇和疑惑看到了此书。他打开此书，他读到最初几行 ：

“起初，神创造天地！”

世界转眼之间倾塌！片刻之前，我们眼前还是一位模范的苏联青年，他的过去正确无误，他的未来本来也同样正确无误，充满光明。可突然之间，过去和未来均不再存在。开始的是—— 现在。

“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他不仅许诺，还严肃地发出警告，鲍里

斯·奥戈罗德尼科夫、即未来的拉法伊尔神父在卡玛河畔一句一句阅读的那本书，就是一本关于他的书。

但当时他尚不明白自己身心发生的变化。鲍里斯突然产生了很多问题，他尝试向当地神父提出这些问题。可那些神父却恐惧地躲避这位青年。那个时代很不一般，神父仅被允许接触那些将不久于人世的老太婆。

鲍里斯来到莫斯科上大学，可他对大学已无兴趣。他在都城四处走访教堂，提出他脑中突然出现的许多问题，他曾枉然地在奇斯托波尔的神父处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无论何处，他遇见的仍是同样的警觉和疑惑，直到他找到莫斯科南岸区一座僻静的教堂。这里的神父与他交谈了整整两个小时。于是，鲍里斯留在这座教堂，以当这座教堂的守门人为生，将教堂的领地当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疆界来守护。

令教堂神父们颇为惊讶的是，鲍里斯在不长时间里居然通读了两遍那部彻底改变他生活的书。住持神父甚至让他的同事们以这位青年为榜样。

“我们这些人肩负研习和传播神言的使命，可我们却敷衍了事，胆怯地一言不发！”住持神父悲伤地对他那些神父说，“可这个小伙子，他并未接受基督教教育，本可以对上帝一无所知，直到死去，可他却体现出如此伟大的热忱和信仰…… 这样的年轻人令我们这些神的仆人感到羞愧，因为我们的胆怯和懒惰，因为我们只字不提基督。神父们，我们该如何作答？牧师们如此，教会将如何？但上帝永在！救主的话终将应验 ：‘如若我的门徒沉默不语，石头便将开口喊叫！’这位普普通通的青年，他就是一块叫石！我们何须到别处寻找奇迹呢！ …… ”

鲍里斯对父母守口如瓶，但他准备从大学转入神学院。他在扎戈尔斯克通过神学院考试，成绩优异。不过，他当然未被录取。凭借他英勇的从军经历，他的共青团员身份，他光明的苏维埃未来，他在当年不可能进入神学院。

当年被派来监督神学教育的负责同志立马召见报考者奥戈罗德尼科夫。他们已自觉犯下错误，因为他们监管不严，以至于这位有如此经历的人参加了神学院

入学考试。几位同志让这位年轻人远离宗教麻醉剂，回归正常生活。

他们向这位青年许以各种最甜蜜的诱惑，他们也以各种最恐怖的惩罚相威胁。作为回答，鲍里斯仅仅凝视着某个只有他才能看见的远方，最终，在两天的规劝之后，鲍里斯交给劝说者一个封好的信封。劝说者贪婪地打开信封，却见其中仅有鲍里斯·奥戈罗德尼科夫的一份声明，请求“由于宗教原因”将他开除出共青团。

劝说者恼羞成怒，威胁说鲍里斯将遭遇各种可能和不可能的麻烦，无论工作还是学习，无论自由还是不自由的时候，甚至被终生关进疯人院…… 总之，各种最可怕的结果，此生有，甚至来生还会有…… 这些被分配至宗教战线的劝说者，也不由自主地沾染上了神秘主义气息。

不过对于鲍里斯而言，所有这些恐吓中只有一点确定无疑，即他不可能进入神学院。因此，根据教堂住持的建议，他前往普斯科夫洞穴修道院，尽管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那里会遇见什么事和什么人。

然而，将鲍里斯·奥戈罗德尼科夫的生活和命运掌控在手的上帝，却知道鲍里斯迈出的每一步，知道他派去迎接鲍里斯的那些人迈出的每一步。

在修道院，大院长阿里皮大司祭立即从大群朝圣者中看出了鲍里斯的出众之处。被派来监督普斯科夫洞穴修道院的负责同志曾事先警告阿里皮神父，要他无论如何不能收留这位当过边防军的英雄。当时已病入膏肓的阿里皮大司祭仔细听完那些人的话，次日便下令将鲍里斯·奥戈罗德尼科夫录为修道院的见习修士。这几乎是阿里皮大司祭签署的最后一道院令。他不久离世，主持仪式让见习修士鲍里斯剪发做修士的已是新任院长加夫里尔。

几位负责同志又立马警告加夫里尔大司祭，要他在近期想尽办法让鲍里斯·奥戈罗德尼科夫离开洞穴修道院。院长说他十分理解目前状况的艰难，并保证解决这个青年的一切问题。他的确竭尽所能地解决了一切问题。因为数日之后，他便给鲍里斯完成了剪发仪式，于是世界上出现一位新人，即年轻的修士拉法伊尔。

几位负责同志暴跳如雷，院长神父的回答却通情达理 ：他为国家的福祉着想，为平静安祥的生活着想，他让这位青年剪发做修士，因为这对各方来说均为最佳方案。为什么呢？非常简单。因为新近剪发的修士拉法伊尔的哥哥亚历山大此时是一位著名异见人士。国外的广播电台昼夜不停地报道他，他的名字传遍苏联。如果他的弟弟再被赶出修道院，与哥哥汇合（事情的确可能如此），这对各方只会更糟。

的确，亚历山大·奥戈罗德尼科夫与他弟弟一样，在那些年间大胆地踏上了最为欣悦、也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为危险的旅程，即对崇高意义和崇高目的的追寻。不过，他走的是另一条路。院长神父提及亚历山大持不同政见立场，这确为事实，几位负责同志对此也心知肚明。

亚历山大的心灵渴望正义很快获得胜利，经过起伏跌宕的精神求索，这位热情的前共青团负责人又转而置身为光明未来而斗争的另一类热烈战士之行列。但如今他转向街垒的另一侧，在莫斯科创办了持不同政见的基督教神学班。此后不久，同样专门负责寻找光明正义未来的几位负责同志前去见他。亚历山大被捕。他们使出各种手段，其中包括严刑拷打，迫使他改变信念。可他们一无所获，只好送他去做为期十年的继续探索和思考，他所在的专门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名为 “彼尔姆 6 号”，是当年羁押条件最为残酷的劳改营。

院长神父有理有据的说法最终对几位负责同志产生影响，年轻的修士于是被留在修道院，他很快成为修士辅祭，之后成为修士司祭。拉法伊尔神父于是成了世上最幸运的人。

鲍里斯·奥戈罗德尼科夫是加夫里尔大司祭成为院长后主持剪发的第一人。甚至连拉法伊尔这一教名亦为院长所赐，意在纪念天使长阿尔汉格尔，为天使长名字之别称。院长本人的名字加夫里尔也是天使长名字的另一称谓。在修士中间，此类现象十分罕见。显然，院长十分看重这位热情真诚、充满信仰的年轻修士。至少，在他三十年的院长任期内，他再未用阿尔汉格尔之名为他人命名。

剪发做修士时，每位新修士均要侍奉一位有经验的教父。拉法伊尔神父的第

一位长老是阿菲诺根大司祭，这位年迈的修士历经迫害、战争、监狱和流放。九十八岁高龄的阿菲诺根神父依然保持着新人般的崇高和力量，他因信仰而永葆青春，与自己的上帝和救主—— 基督永远在一起。拉法伊尔神父与其第一位神父的交往为时很短，因为阿菲诺根大司祭不久便离世。关于自己的教父，拉法伊尔神父只向我们讲述过如下两个他铭记于心的故事。

在阿菲诺根神父的命名日，修道院教友们聚在大餐厅，瘦小驼背的阿菲诺根神父听完众人表达敬意和谢意的话，久久地站在那里，沉默不语。众人均屏住呼吸，等待他的答词。

长老环顾站在他面前的修士，说道 ： “兄弟们，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爱你们大家！”

此时，置身餐厅的神父，即便那些最为严厉的神父，全都站在那里哭了起来。

第二个故事说的是，阿菲诺根大司祭临终之前还做了一次民间所谓的“驱魔仪式”，即从魔鬼附体者的体内驱除魔鬼。有时魔鬼附体者会被强行拖进阿菲诺根神父的修道小室，以便将魔鬼隔离在门外。病人缓过神来，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已摆脱缠身多年的疾病。但在多数情况下，仍需阿菲诺根神父付出持久的努力，通过特殊的教堂祈祷，方能治愈病人。此事相当艰难，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危险的仪式亦会使长老本人受到重大伤害。

一次在洗澡日，拉法伊尔神父在修道院澡堂帮他教父洗澡。此类照顾年老修士的工作多由年轻的见习修士承担。拉法伊尔神父转身片刻，给澡巾打上肥皂，等他回转身来，却恐惧地看见他的长老悬垂在澡堂长椅上方的半空中。年轻的修士手持澡巾，僵在原地。当着他的面，阿菲诺根神父缓慢平稳地降落到长椅上，不满地问他 ：

“怎么，你都看见了？别说，傻瓜，别对任何人说！这是魔鬼！他们想把我扔到石头上去。可圣母不让。别说，在我死之前你谁也别告诉！”

“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这句话在拉法伊尔神父的生活中不折不扣地

应验了。像大多数新修士一样，他逐渐看到了一个无限神秘却无与伦比的新世界，这个世界首次在卡玛河畔呈现在他眼前，当他开始阅读他感到陌生的那本圣书。

这个世界充满欢乐和光明，它有其独特的存在规律。在这里，神的帮助会在真正需要的时刻降临。在这里，财富虚妄可笑，谦卑才是美好的。在这里，伟大的信徒们真诚地认为自己比所有人都更低贱、更恶劣。在这里，最受敬重的是那些摆脱了人类荣誉的人，最为有力的是那些真心意识到自己软弱无力的人。在这里，力量隐藏于羸弱长老的身心，年迈和疾病往往甚于青春和健康。在这里，年轻人会义无反顾地抛弃他们的同龄人通常热衷的享乐，只求不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世界他们便无法生存。在这里，每个人的死亡均会成为其他所有人的一堂课，尘世生活的终结只是一个开端。

当拉法伊尔神父毅然决然地步出他先前的生活，他便满心喜悦地向上帝交出一切，如普通的人类幸福，生活的欢乐，仕途，甚至还有他暴躁的性格。但有一项他始终难以放下…… 是的，有个情况我们无论如何也难以隐瞒。这说来可笑，就是拉法伊尔神父无法克服的唯一爱好，即对速度的热衷！是的，是的…… 仅有这一点！

不过首先需要指出，在修道院生活了六年之后，拉法伊尔神父被赶出了修道院，流放至一个偏僻的乡间教区。他被逐的原因依然是他哥哥。

当时，亚历山大是一位举世闻名的异见人士。他被关押数年，且多数时间被关在单人囚室。亚历山大受到如此严厉惩罚的原因，是因为他向监狱管理者提出了一些十分大胆、在当局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的要求。亚历山大坚持要求准许他在囚室持有《圣经》，准许他有权会见神父，以便进行忏悔，接受圣餐。监狱管理者自然加以拒绝，作为回应，亚历山大决定也不遵从监狱的规章。他们命令他起床，他就躺下。他们命令他回答问题，他就顽强地保持沉默。显然，这些乖张举动均需付出惊人的勇气。在九年监禁时期，他共有两年时间在绝食中度过，三分之一的刑期蹲在单人囚室。（应附带指出，亚历山大最终成为了这场战斗的胜利

者，他在苏联囚犯中第一个被正式允许在狱中拥有《圣经》，被允许邀请神父进囚室。）

亚历山大受审后，院长让拉法伊尔神父去听审判，并偷偷交给他们家一笔钱。但此后，当局立马要求将他赶出了修道院。

归根结底，或许因为院长决定不再强化与当局的冲突，或许由于加夫里尔神父本人与这位年轻修士关系不佳（更可能是两种原因相互叠加），拉法伊尔神父被逐出了修道院，遣至一处连长途汽车也不通的偏僻乡间教区，自邻近的村庄徒步数公里方能抵达。后来，他被转至另一处同样遥远、但稍有人气的地方，即洛西奇村的圣徒米特罗方教堂，每逢礼拜天，聚集在教堂的人不会超出十位。

除一尊圣像、两三本书和一身修士服装外，拉法伊尔神父的唯一财产即一台录音机。可这是一台怎样的录音机啊！是外国产品，很大的一台晶体管录音机。它当时在莫斯科的寄售商店价格不菲，值一千卢布。这件贵重物品是拉法伊尔神父在离开修道院前往教区的前夜得到的礼物，狱中的亚历山大托朋友将他的录音机转交弟弟，以便多少给弟弟一点物质支持。

如此一来，拉法伊尔由来已久的汽车梦最终得以实现。录音机很快被卖掉，拉法伊尔神父在普斯科夫汽车市场上购得一辆扎波罗热人牌旧车。这辆车的颜色令人不悦，是刺眼的橙黄色。

拉法伊尔神父着手修理这辆快要散架的老爷车。他钻进扎波罗热人牌轿车内部，一个月后才重新露面。这辆车果真变得独一无二。我不知他究竟有何能耐，可这辆车却能跑到一百五十公里的时速。余下的事就是更换恐怖的车身颜色。拉法伊尔神父驾着这个桔黄色的丑陋怪物前往普斯科夫，待他返回村子，却开回了一辆准豪华轿车，像是政府用车，黑色的车身，后座车窗还挂着白色小窗帘。人们问拉法伊尔神父为何选择黑色，他回答说，汽车修理厂仅有两种颜色，即黑色和红色。他自然选择黑色，这是出家人的色调，因为他不可能开着一辆涂有共产主义旗帜颜色的汽车上路。

我想，这或许是苏联境内唯一涂有政府代表色调的扎波罗热人牌轿车。谁也

不会想到将这样一辆快要散架的破车漆成黑色，并且在后排车窗挂上白色窗帘，这在当时可是官员用车的标配。说来忧伤，但自拉法伊尔修士这一角度看，所有这一切恰为一场公然的、蓄意的恶作剧。

拉法伊尔神父非常喜欢招惹州里的高官。他会开车跟上一辆黑色伏尔加轿车，长时间尾随，之后，当那辆车试图摆脱时，他就猛地加速他那辆似乎装有喷气式发动机的扎波罗热人牌车，转眼之间便完成超车。这辆伏尔加如若恰是普斯科夫州委宗教事务全权代表尤金的车，这一天则被认为没有白白度过。

洛西奇村的教区小屋及其居民

拉法伊尔神父位于洛西奇村的教区小屋，是一幢仅有一个房间的普通小木屋。可除此之外，这里的一切却非同寻常。

炉炕上躺着曾被病魔附体的伊里亚·达尼洛维奇，这位魁梧的老人很少下地。无论此前还是之后，我从未遇见任何一位像伊里亚·达尼洛维奇一样的人。当他开始叙述，无论讲的是早已逝去的往昔还是刚刚发生的事件，大家都会听得如醉似痴，明白他们遇见的人独一无二。伊里亚·达尼洛维奇具有真正的史诗叙事天赋。或许，在整个世界历史中能够如此叙事的人，仅有荷马、托尔斯泰和曾被病魔附体的伊里亚·达尼洛维奇。

他的记忆力让人难以置信。比如，当他忆起他早年从军时的往事，他能一一道出军官和士兵们的姓氏，他们的军衔，他们的生卒年代，他们妻子和女友的姓氏以及他们出生的城镇和乡村的名称。而他们在战斗中使用过的武器，无论是三分口径步枪还是榴弹炮，伊里亚·达尼洛维奇的描绘均活灵活现，不亚于荷马在

《伊里亚特》中对阿喀琉斯盾牌的吟颂。

伊里亚·达尼洛维奇走向信仰的路非同寻常，正是由于病魔附体。因为，如拉法伊尔神父所言，若非病魔附体，伊里亚·达尼洛维奇就是一位美男子，一名壮士，他在这个世界无所畏惧，他的生活准则即肉体原则，他或许永远不会走近上帝。他的肉体需求，据伊里亚·达尼洛维奇本人称，十分强烈，且不论爱情方面的经历，更包括饥饿感。1941 年的一天夜里，在前线作战的他饥饿难耐，便像梦游者一样顺着牛肉罐头的香味走向敌方战壕。德国人起先警觉起来，但并未冲他开枪。他们决定再等一等，直到他跳进了他们的战壕。他们弄清原委后，便给了他一碗焖肉粥。后来，伊里亚不仅自己填饱了肚子，还把头盔和口袋都盛满

肉粥，带给饥饿的战友。

自前线归来，这位孔武有力的士兵未多做耽搁，便为自己挑选了一位相貌出众的未婚妻。可他很快发现，年轻的妻子性格糟糕，岳母的脾气尤其恶劣。伊里亚心生忧伤，但在那个年代不时兴离婚，何况是在工人村。当然，他很快找到了慰藉。伊里亚是长途车司机，谈及往事时，伊里亚忏悔地回忆道，不仅在本村，而且在他开车经常路过的每个城市，他都有“女友”。妻子很快获悉真相。然而，既未闹出丑闻，亦不见各方规劝，不见工会组织和同事们对伊里亚的谴责。于是，深受伤害的妻子决定采取极端措施。她找来一位巫婆，这位巫婆如民间所言，要设法“害死”伊里亚。

我记得，听伊里亚·达尼洛维奇讲到此处时，我颇为怀疑。而他却不屑一顾，继续说下去。

一天，他跑完例行线路，很晚才返回家中，走近院门，他见院子里有位陌生女人。这本无任何惊人之处，如若这女人并无将近五米的身高，她的脑袋与屋顶齐平！她年过中年，没戴头巾，梳着花白的长辫子，身穿旧式长筒裙。这位女巨人对伊里亚熟视无睹，她绕房子走了一圈，嘴里嘟囔着什么，然后轻而易举地迈过栅栏，消失在黑暗中。

伊里亚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苏联人，生来就不相信神秘的事情。再说，他也没喝醉酒。最初一阵慌乱过后，他认定，这是他长途奔波后的疲劳所导致的幻觉。

走进屋里，他见妻子和岳母正在忙碌，做出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这令他感觉奇怪，因为伊里亚早已不曾得到这对恶毒母女的关照。此时，她俩客气地招呼他坐下，岳母给他斟上伏特加酒，异乎寻常地款待他。想起院子里的奇怪所见，伊里亚问道，在他回家之前是否发生过什么特别事情。两个女人不约而同地摆摆手，齐称不曾有过任何事，也不会发生任何事。酒斟得更满了，伊里亚很快便不省人事。

次日醒来，他躺在妻子的床上。妻子不在身边。伊里亚决定起床，可令他感

到惊讶的是，他居然无法起身，手脚均不听使唤。出于恐惧他想开口喊叫，可嘴里发出的只是微弱的呻吟。一个小时过去，伊里亚觉得这一小时就是可怕的永恒，妻子和岳母回来，还带来一位女人，这个女人与他昨日在花园见到的女人如出一辙，只是此时她的身高已与常人无异。三个女人并不在意伊里亚的呻吟，她们恬不知耻地察看他，小声议论着什么。随后她们离去，留下伊里亚一人。

直到傍晚，妻子方再度现身，但此时她领来了当地的医生。伊里亚听见她抽泣着说，丈夫昨日跑长途回来，喝了很多酒，躺下睡觉，可早晨就起不来了。次日，他被送进区医院。他在那里住院了一个多月。医生始终无法弄清这个奇怪疾病的病因，于是便让瘦得像片刨花的他出院，回家等死。

他在家中遭遇了真正的噩梦，妻子和岳母毫不掩饰地欢庆胜利，迫不及待地等待这位负心汉死去。当伊里亚病情恶化，妻子甚至把棺材匠请到家中，帮着棺材匠丈量她那位尚且活着、却不能言语的丈夫的身长。

就这样，伊里亚不清楚自己身上发生的事，他意识到自己即将死去，在毫无怨言地等待结局。可是有一天，伊里亚在前线时的一位战友瞅准时机，趁两位女人不在家，来到完全无法动弹、无法说话的伊里亚身边，他还领来了一位身着百姓服装的神父。神父劝告濒死的人在病榻上接受洗礼，请求上帝帮助。病人尽管不解其中含义，仍以他唯一能做的动作即点头表示同意。

受洗之后并未出现奇迹，如若不算伊里亚并未立即死去这一事实。妻子和岳母气得发疯。又过了一月，伊里亚居然可以稍稍抬起身，勉强说出话，尽管异常吃力。他其他方面的状况依然很糟。一次，他的前线战友再次到来，他带伊里亚乘坐火车，穿越整个国家，经多次换乘来到普斯科夫洞穴修道院，来到大司祭阿菲诺根长老身边，后者当时成为拉法伊尔神父的第一位教父。

伊里亚来到这个他感觉陌生的奇异世界。他与阿菲诺根神父交谈，随后又做了首次忏悔，首度接受圣餐，在这之后，他如常言所说那样复活了。又过了一周，伊里亚已能站立，体力也逐日恢复。他很快与长老找到共同语言，因为他俩均为出身农民的老实人。因此，当阿菲诺根神父告诉伊里亚，是妻子让他染上邪

病，他若没有任何精神防护便会死去，伊里亚便立时深信不疑。在这个仅有长老神父能够拯救他的世界，他又能相信谁呢？

伊里亚·达尼洛维奇再也没有返回家庭。他成为一位朝圣者，时而在修道院小住，帮忙干些活计，时而在俄国各地漫游，从一座教堂走向另一座教堂。他早已失去护照。他渐渐步入老年，可他的身体却依然壮硕健康。我在拉法伊尔神父的教区见到的伊里亚，正是这个模样。

洛西奇村的教区小屋里还有一位居民，是亚历山大修士。他是布良斯克师范学院的学生，数年前走向信仰，抛却一切，成为一位朝圣者，在俄国各处漫游。虽说谢天谢地，他不曾有伊里亚·达尼洛维奇那样的遭遇。亚历山大来到普斯科夫洞穴修道院，可两年后他曾加入反对院长的修士团体，后再度离院流浪。最后，他落脚于拉法伊尔神父的教区。

当时亚历山大二十八岁。他的双手骨骼突出，布满老茧，这是多年练习空手道的结果。我们喜欢在田野和森林散步，我们用核桃树做成散步时拄的轻便拐杖。我们大家的拐杖曲里拐弯，只有亚历山大的拐杖是笔直的，漆成黑色。一次途中休息时，我决定好好打量一下这根漂亮的拐杖，可令我惊奇的是，我几乎拿不动它。这根拐杖原来是一根沉重的铁棍。我问亚历山大为何要携带这件可怕的武器，他回答说，这根拐杖使他有可能多少保持一下体力。

亚历山大神父沉默寡言，他的空余时间全用来阅读古代教父的著作。他睡在一间用薄板隔开的小房间里。他给自己的小房间上锁，这有些奇怪，因为拉法伊尔神父的木屋也只有一把象征性的锁，即一个门闩。一次，我在屋里擦洗地板，亚历山大出门了，他房间的门却敞开着。我忍不住好奇心，朝他屋里看了一眼。小房间的地板上放着一口用粗糙木板钉成的棺材。由于意外我大惊失色，慌不择路地逃出他的住处。

缓过神来之后，我问伊里亚·达尼洛维奇这是怎么回事。伊里亚躺在炉炕上回答，亚历山大修士就在这口棺材里睡觉，因为他要时刻想到死亡。原来，许多苦修士均如此行事。

尽管生活方式如此严谨，亚历山大却写出了许多真正天才的诗作，并为自己的诗谱曲。一些歌曲如今广为传唱，被制成录音带和光盘，刊载于多种由我们最著名作家撰写序言的歌曲集中。亚历山大修士早已剪发，名罗曼，系为纪念古代拜占庭圣徒诗人罗曼·斯拉德科佩维茨而取。

在洛西奇村，他创作歌曲，并在傍晚弹奏吉他演唱自己的歌。当然，是在拉法伊尔神父允许的情况下，拉法伊尔神父虽然认为唱歌完全不是修士该做的事，可他有时还是爱听亚历山大的歌声。

下面便是其中一首歌。

已是傍晚，朋友们，已是傍晚，月亮点燃它的灯盏。

我们停下节日的话语，我们暂时离开写字台。

窗外没有一丝雨水，落叶没在此时絮语，

大自然向我们敞开怀抱，敞开它秋天的灵魂。

我或许不会预测，

旅人艰难跋涉至何处，但伴着夜的明朗忏悔，他仍希望走到终点。

简陋的住所充满恩赐，荒芜的池塘腾起轻雾，

“祝你平安，独行者，

祝留宿你的人一生平安。”

你这陌生的路人是谁，你的路途依旧遥远？ 你那幸福沉思的模样，为何让我如此地慌乱？

你心中神圣的祈祷，

驱散了灵魂深处的黑暗。我或许也将抛弃一切， 祈祷着，拄起拐杖。

我要挂上十字架，走向未知的远方，

我要走进附近的小屋，绕过城市的灯光。

我们用录音机录下这些歌曲，然后我将它们带至莫斯科。多年后，我有一次受托前往皮缅牧首位于奇斯托伊胡同的住所。在客厅等待接见时，我惊讶地听见牧首居室里传出罗曼神父的歌曲录音。皮缅牧首本人是一位出色的歌手，因此他善于品辨真正的教会创作。

洛西奇教区的常客还有两位，即拉法伊尔神父最亲近的朋友尼基塔修士，还有助祭维克多。

尼基塔神父同样在普斯科夫洞穴修道院剪发当修士。十三岁时，当时还是一名列宁格勒少先队员的他离家出走，家里谁都不需要他。尼基塔神父常说 ：“当

时我就明白了，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无人需要的，除了他自己和上帝。”一位少先队员如何能有如此深刻的思想，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小男孩很快来到杰出苦修士多西菲伊的教区，即距普斯科夫六十公里的小村波罗维克。在那里，他在长老的关照下长大成人，终日苦读《诗篇》和古代教父著作，根据写于五世纪的《阶梯》和《多罗费神父》等禁欲主义书籍识文断字。他对世俗生活几乎一无所知。

男孩再未上学，可他却成长为一位聪明善良、很有教养的青年。而且，他身材高大匀称，仪表堂堂。在快到服兵役的年龄时，多西菲伊神父送他进普斯科夫洞穴修道院暂避一年，在二十世纪的生活中这并不多见。在修道院，他与拉法伊尔神父成为挚友。自军中退伍后，他立即请求剪发当修士。在拉法伊尔神父被逐出修道院那年，尼基塔神父的长老多西菲伊修士请求普斯科夫都主教约翰准许他离院隐修，去往离波罗维克村两公里的一间河畔小屋，置身普斯科夫的森林和沼泽。都主教理解这位苦修士的崇高生活，祝福后者的隐居，并任命尼基塔神父接替多西菲伊神父留下的神职，因为尼基塔比所有人都更了解波罗维克的教堂和居民。

如此一来，两位年轻修士的教区相隔两百公里，他俩一有机会就相互探访对方的教堂，一同祈祷、做礼拜，经济上相互帮衬。

最后，洛西奇村的另一位常客即刚刚获封的助祭维克多，他被派至尼基塔神父的教区从事助祭工作。维克多神父刚刚出狱，他作为政治犯坐牢了七年。他很想剪发当修士，可是约翰都主教，这位智慧善良的年迈长老，在普斯科夫州委宗教事务全权代表处所能获得的许可，只能让这名获释政治犯当助祭，而且还要派往最偏僻的教区，无论如何不能留在人多势众的修道院。虽说在当时，一位获释政治犯获封成为助祭，这已是一件超出常规的事件。

走出监狱的维克多神父对上帝充满坚定不移的信仰，他性格开朗，蔑视一切困难，他那些取之不竭的故事的确能让我们捧腹大笑，不能自持。这种反应与修士身份不符，我们竭力忍住不笑。可我们只能在维克多神父讲述一般故事时保持

克制。他还将监狱黑话带入我们虔诚的生活，无论我们如何指责，他仍旧无法改口。

因为这一语文问题而受害最深的，是心地淳朴的尼基塔神父。维克多助祭突然现身于尼基塔神父的僻静角落，带来他的笑声、超越常规的乐观主义以及那些可怕的囚犯行话，可令我们惊讶的是，尼基塔神父很快便处之泰然。

维克多神父突然得到一个绰号，叫“小老头”。这很出奇，因为我们从不给任何人起外号。可这个伙计的绰号却似乎是自然而然出现的。

我记得，初秋的一天，我去波罗维克见尼基塔神父。我自莫斯科带来的食物和钱很快耗尽，因为做客此处的不只我一人。聚在这里的是一群在圣母安息节斋期后饥饿难耐的年轻人，有拉法伊尔神父、亚历山大修士、维克多助祭和曾被病魔附体的伊里亚·达尼洛维奇。当然，后者比我们年长三十岁，可他的胃口却大得可怕，不亚于年轻人。

于是，将从莫斯科带来的食物消耗殆尽，又吃够了新采摘的苹果后，我们终于愁眉不展。我们决定迈出此种情况下的最后一步，即前往普斯科夫，找我们的都主教约翰要钱。

这位主教大约是当时俄国东正教会中最为年长的主教。他在其一生中有什么事情不曾经历啊！他身高体壮，满头白发，他十分善良，对待修士更是和蔼。因此我们相信，他会埋怨上几句，但最终是不会拒绝我们的。主教在这一教区寸步不离地主事四十年，辛苦地操持教会事务。他是全俄教会中的唯一主教，从不去莫斯科参加主教会议，甚至不出席教区会议。看来，那边的人对他也早已无计可施。都主教很了解、也很喜爱尼基塔神父，因为他曾参与对尼基塔的教养，当尼基塔还是一个中学生时离家来到多西菲伊长老的教区的时候。

主教当然清楚地知道，他那几位修士在偏远教区的生活是多么清苦。他知道，可他依然派他们去那里修行。因为只有让教堂继续做礼拜，当局才无法做出关闭或捣毁教堂的决定。因此，在普斯科夫教区几乎所有偏远教区，均有修士或单身神职人员坚持做礼拜。已婚神职人员拖家带口，在这些地方便会生活艰难。

尼基塔神父说，他一个月辛辛苦苦只能攒出二十五卢布。这并不奇怪，因为此类教堂的教民多为老年村妇，她们并不比她们的神父更富裕。她们通常被她们的儿孙所抛弃，神父们常帮她们劈木柴、修屋顶。有时，神父们会把最后几分钱用来为她们购买食品和药品。通常，在那些几乎不信神的村民们前来接受洗礼或将死者抬到教堂做追荐仪式时，神父方能得到一些钱财。不过，修士们并不在意钱财。或者诚实地说，钱财是他们的最后考虑。

于是，我们筹借了一点路费，为了更好地诉苦，我们一起去见主教，只留伊里亚·达尼洛维奇一人在家看守教堂。在普斯科夫，流窜的窃贼时常打劫教堂。长途车上乘客不多，我们四人，即拉法伊尔神父、尼基塔神父、维克多神父

和我，均舒舒服服地落座。乘客们好奇地打量我们，某些人面带诧异，因为在当年很少有机会看见年轻修士，看见他们像这样身穿教袍、手拄拐杖、安安静静地在苏联各地漫游。

我们顺利抵达主教所在的城市。是的，我们一路聊得热乎，在普斯科夫差点坐过站。维克多神父在最后时刻发现到站，便冲整个车厢高声喊道 ：

“神父们！赶紧撒丫子颠呀！”

我们慌不择路地逃下汽车，看到了乘客们大惊失色的脸庞…… 可我们已顾不得他们。眼前就是我们向往的街道，虽然它名为布尔什维克杨·法布里奇乌斯街，可这里坐落着教区管理处和主教居所。（苏维埃政权总喜欢给主教们提供此类住处，或在第二共产主义死胡同，或在卡尔·李卜克内西大街。）

主教在他的书房接见我们，他坐在沙发扶手椅里。我们轮流走到他身前接受祝福，并怨诉我们不幸的命运。主教听着，却并不起身。这让我们很快警觉起来。或许，他想更为详尽地了解我们的贫困生活状况 ；或许，他手头的钱此时也不富裕。不管如何，我们激动起来。拉法伊尔神父甚至把我推到前面，因为我年纪最小，又很瘦小。可这不起作用。这时，尼基塔神父走到主教面前。他从来不是演说家，而且还有些口吃，可是此刻，显然是由于饥饿，他突然产生出灵感 ： “主 - 主教圣人！”他绝望地开口道，“真的，过得什么日子啊？！我们扛

不住啦！饿得瘪肚皮啦！钱没有！吃的没有！牙齿搁架子上啦！死 - 死人也没有！”

主教顿时放松下来，靠在扶椅里。

我们也爱听这话，便一起点头称是。虽说尼基塔神父由于激动有些考虑不周，使用了他从维克多神父那里学来的用语。他提到死人，自然是指教堂做追荐礼拜时所获得的收入。可这一切连在一起，对于年迈的主教而言还是很有冲击力的。

“亲爱的神父！ …… 你在哪儿学来的这些话儿？”深感震惊的主教对尼基塔神父说。

主教已六十余年不曾听到此类措辞，自他二十年代服完刑期以来。此刻，“小老头”维克多走上前去，承认错误。

“主教圣人，是我这个老傻帽儿当着他的面乱嚼舌头，我怎么也改不了。您别生尼基塔的气。全都是我的错。”他粗着嗓门忏悔地说道，甚至当胸给了自己一拳。

但是显然，尼基塔神父的话给主教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忧伤地从扶手椅里站起身，走到书桌边，叹息几声，从抽屉里取出一百卢布。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能有这么大一笔钱！

主教手里捏着钞票，在思忖是否太多，可他没再计较，把钱递给了年纪最长的拉法伊尔神父。

他祝福我们上路，然后还是说道 ： “小尼基塔啊，你最好…… 还是多读些教会斯拉夫语！”

尼基塔神父热情保证改正缺点，满脸幸福的我们随后离开主教居所。

生活仍在继续！不错，这天是斋日，是礼拜三，我们不能立时就吃冰激凌，但我们准备忍到次日。我们给自己买了食物，给村里老太婆们买了礼物，然后踏上归途。

次日早晨，我们接到教区管理局发来的电报，电文系约翰都主教的一道指

令，将维克多助祭自波罗维克村圣母帡幪节教堂调至托尔比奇村的天使长米哈伊尔教堂。这家教堂的住持是深受众人爱戴的年老修士鲍里斯神父。主教的意图十分简单，即助祭的黑话很难对鲍里斯神父产生影响。这位很有修养的知识分子神父在劳改营里被关押了约二十年，可是，从来没有任何人听他说过“小老头”维克多助祭犒劳给其听众的那些用语。

途中事故

一个冬日夜晚，我们坐在尼基塔神父位于波罗维克教区那间被积雪掩埋的小木屋里喝茶。窗外是零下三十度的严寒。时间已近十一点，可我们毫无睡意。

“我们去托尔比奇村看‘小老头’维克多吧？”拉法伊尔神父提议道。

我当然很高兴接受这个建议，去看望我们的“小老头”维克多—— 这个世界上最开心的人！尼基塔神父不愿与我们同行，他想赶在第二天之前把亚历山大修士的歌曲全都用录音机翻录下来，好让我带往莫斯科。亚历山大要帮他，也不随我们上路。曾被病魔附体的伊里亚·达尼洛维奇在读《诗篇》，对我们的提议根本没做反应。

拉法伊尔神父出门预热发动机，他接通扎波罗热人牌汽车上一个与马达不连在一起的电炉。待一切准备妥当，我们身穿单衣（因为拉法伊尔神父把汽车弄得像一个真正的蒸气浴室）坐进黑色的扎波罗热人牌车，驶向“小老头”。我们要行驶六十公里路。

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星空璀璨。我们行驶在路上，车灯照亮白雪，车在拐弯处不时侧滑，因为这辆扎波罗热人牌车的轮胎在夏天就已磨损。尽管已是深夜，“小老头”出门迎接我们，仍与平常一样满心欢喜。我们坐下来喝茶，就着白面包和果酱，一直聊到两点钟。我们次日均无礼拜要主持，因此不怕起得比平常晚。

最后我们准备返回。走到门外，身着单衣的我转眼便冻僵了，严寒可不是开玩笑的。趁汽车里还有点余温，我们决定立即出发，与“小老头”道别后，我们飞快地驶回波罗维克。

可是，电炉此次不知为何未能接通。严寒穿透我们全身。拉法伊尔神父两三

次停下车来，试图搞定该死的电炉，但均未成功。他此前就开车疯狂，此时受寒冷驱使，更把油门踩到极限。

我们坐在冰冷的黑色轿车里沿着旷野的道路飞奔，冻得浑身发抖、牙齿打颤。

突然，扎波罗热人牌车猛地滑向一旁。浑身冻僵的拉法伊尔神父无法精准操控汽车，我们冲出路肩，激起一阵雪雾。

车倒是没翻，可它深深地撞入雪堆。我们费了很大劲儿才打开车门爬出来，扎波罗热人牌车陷在离公路两米远的雪堆里，连车窗都看不见。我们很快明白，仅凭我们两人无法把车拖出雪堆。

情况到了绝望的境地。穿着单衣，零下三十度，半夜三点，我们呆在人迹罕至的公路上。离最近的村庄尚有十五公里。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要等到早晨六点才有汽车经过。

意识到这些，我吓傻了，真的吓傻了。 “神父！”我说道，由于恐惧和严寒我浑身颤抖，“怎么办？我们要死在这里

了！我们也许应该祷告？ …… 可是祈求什么呢？上帝啊，请把我们的车从雪堆里拉出来吗？可这怎么可能…… ”

拉法伊尔神父突然严厉地看了我一眼，使我顿时忘记了寒冷。

“您真不害羞，格奥尔基·亚历山大罗维奇！”他愤怒地说（拉法伊尔神父对我始终以“格奥尔基·亚历山大罗维奇”相称），“您怎么能怀疑上帝在这种时刻帮不了我们呢？赶紧祷告！”

他的话说得如此坚定，甚至如此愤怒，他还跺了一下脚，我赶紧恭敬地画了一个十字，含混不清地说道 ：

“主啊，帮帮我们！ …… 无论怎么都行！要不我们就要冻僵了，就会死在这里！ …… ”

拉法伊尔神父也画了十字，真诚持久地祷告。

突然…… 马达的野性歌唱传来，起先很远，然后越来越近。由于意外和惊

讶，我呆若木鸡。我再重复一遍 ：无论在前往维克多神父住处的途中，还是在返回的路上，我们均不曾遇见一辆汽车。我和拉法伊尔神父对视一下，我明白，他的惊讶并不亚于我。

马达声越来越大，拐弯处最终冲出了一辆莫斯科人牌轿车。我俩像疯子一样拼命摆手，那辆车停下来。

为拯救我们，上帝派来了四位天使—— 四位喝得醉醺醺的军官，他们闲逛完了正往回赶。我们六人围住扎波罗热人牌车，吃力地将它推回公路。拉法伊尔神父用油桶给军官们灌了些汽油，原来他们的油箱几乎空了。衷心感谢几位军人后（他们也衷心感谢我们），我们小心翼翼地重新开车赶往波罗维克。

途中，我俩因这场事故而震惊，久久沉默不语。最终，拉法伊尔神父说道 ： “您瞧，格奥尔基·亚历山大罗维奇，上帝多么快就听见了您的祷告！”

他是说，上帝拯救我们是由于我的祷告。的确，这位修士总是趁一切机会放低自我。他正是这样一个人。或许，他只是十分深刻地预感到，谦卑是精神生活的唯一可靠的支撑。

此次行程之后，我被冻病，在尼基塔神父的炉炕上一连躺了三天。拉法伊尔神父却毫发无损，甚至连声喷嚏也没打。

蓝冰之梦（重彩油画 80X120cm 2015 年 周昌新作）

论谦卑

拉法伊尔神父总是趁一切机会在每个人、甚至首次遇见的人面前表达谦卑。他做得轻而易举，仿佛自然而然，从不让人感觉有意为之。他随时随地寻求谦卑的由头，甚至可说是在贪婪地寻求。这是因为，拉法伊尔神父凭借其敏锐的灵魂猜透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即谦卑甚至能使一位普普通通的有罪之人走近上帝，而且是迅速走近。因此，即便细枝末节，拉法伊尔神父亦努力在其中寻觅放低自我的理由。

譬如，当我们坐到桌旁，拉法伊尔神父会迅速拿起那枚最难看的烂苹果，而把好苹果留给我们。再譬如，当我去他的教区做客，他总是毫不迟疑地把他的床铺让给我，而他自己则不顾我的反对执意睡在地板上。他这样做，并非因为我是一位首都来客。在他的教区木屋里，他同样如此接待一位年长的朝圣者或邻近教区的某位教堂工友。

我与拉法伊尔神父有一次同乘火车去普斯科夫。北方的天空飘着冷雨。我们刚下到月台，一位茨冈人便来到我们面前 ：

“神父，神父，帮帮忙！哪怕给三卢布！”

人们以为神父身上总带着钱。可是我俩如往常一样，身无分文。我如实对那个茨冈人说了。可他却不依不饶 ：

“怎会没有呢？随便给点吧？神父，神父，随便给一点吧！”

拉法伊尔神父停下脚步，仔细打量乞讨者。茨冈人脚上那双破烂不堪的皮鞋很是显眼。拉法伊尔神父叹了一口气，然后开始脱自己那双漂亮的鞣皮靴子。这双靴子是一名军人一月前送给拉法伊尔神父的，神父很喜欢这双鞋子。

“神父，你怎么啦？你病了？”茨冈人害怕了。

可拉法伊尔神父已脱下那双轻便靴子，把它摆在不知所措的茨冈人面前，还将法兰绒裹脚布整整齐齐地放在靴筒上，然后若无其事地赤脚蹚过水洼。

“好人！好人！多好的人啊！”激动的茨冈人的喊声响彻整座车站。

不过，拉法伊尔神父的谦卑也有一定限度。这一界限十分明确 ：他可以忍耐对他本人的肆意妄为，却无法忍受对上帝及其教会的任何侮辱。

一个夜晚，拉法伊尔神父、维克多助祭、亚历山大修士和我，还有我们的朋友、眼睛近视的谢拉菲姆修士，我们五人在普斯科夫城散步。我们的修士服装引来了一伙醉鬼的关注。他们起初嘲弄我们，随后便开始侮辱恐吓我们。拉法伊尔神父体力过人，但他有些笨手笨脚，就像一头成年的熊。维克多神父也不软弱，多年的牢狱生活更教会他如何回应此类挑衅。谢拉菲姆更是一位巨人，虽说有点近视。最后，若论搏击，亚历山大修士是我们中最为杰出的一位，他拥有空手道的高级段位。曾在青少年拳击赛中获得可怜第三名的我，在我们这些人中简直不算数。

但我们并未回应那些小流氓，继续静静地走我们的路。甚至当对方砸来土块、石子和树棍，我们也竭力不加理会。每当我们被砸中，身后便传来放肆的笑声和最难听的辱骂。亚历山大修士气得发抖。他终于难以忍受，用颤抖的声音怯怯地请求拉法伊尔神父允许他停下来，与那几个放荡青年谈一谈。

可拉法伊尔神父却不管不顾地走着，就像没发生任何事。

最终，那几个胡作非为的人彻底走火入魔。他们眼见凌辱和土块均无法对我们产生效果，便辱骂起上帝和圣母来。

拉法伊尔神父停下脚步。 “我不能过去，”他叹了一口气，“我是神父。维克多神父是助祭，也不能过

去。谢拉菲姆神父和格奥尔基·亚历山大罗维奇处在考察阶段。没法子，亚历山大神父，只能由你上了！”

亚历山大修士用不着第二次请求。他扯下自己的修士腰带，脱下教袍，只穿长衫、灯笼裤和靴子，转身走向那几个流氓。那几位也惊讶地止住脚步。在接下

来的一瞬之间，亚历山大修士道出一声吓人的喊叫，腾空而起，飞脚踹向那帮醉鬼。残酷的鏖战就此展开。那几个倒霉的流氓满地乱爬，擦着脸上的血迹，吐出被打掉的牙齿。我们冲过去拉开亚历山大，连我们也挨了几下。我们好不容易才让我们的英雄安静下来，他就像一头刚结束战斗的斗牛犬，我们让他相信，不需要给那几位恶棍叫救护车，我们重新为亚历山大修士套上教袍，便继续散步。

这个故事自然并非谦卑的最佳范例，但在拉法伊尔神父的修士生活中，真正的谦卑的活生生的样板不胜枚举。约翰大司祭（克列斯奇扬金）即为一例，在阿菲诺根神父去世后，他成为拉法伊尔神父的教父。还有其他榜样，譬如几乎无人知晓的苦修士、尼基塔神父的教父多西菲伊神父（帕什科夫）。

他亦为普斯科夫洞穴修道院的门徒。多西菲伊神父与普斯科夫洞穴修道院许多与他同龄的修士一样，也自始至终经历过战争。这些还很年轻的军人在解放自己的国家、征服半个欧洲之后，在履行他们所有的尘世义务之后，开始侍奉全能的上帝。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为何来到修道院，为何在此投入决死的精神战争，为了自己，也为了那些健在的和逝去的同时代人，那些同时代人未能投入这场至关重要、不为世人所知的战争。

多西菲伊神父是真正伟大的修士，他在修道院几乎不为人所知。顺便说一句，这正是真正伟大的苦修士最确凿的标志。他在教区里侍奉主教。一次，主教派多西菲伊修士前往偏远的波罗维克村圣母帡幪节教堂，之后又多次派他前往该地，最后让他担任该教区神父。

当多西菲伊神父开始隐修，他安家于沿河两公里处的一座小岛，住进一间被抛弃的小屋，周围全是沼泽，每逢礼拜天，他划着用杉木树干凿成的独木舟来教堂参加圣餐仪式。（除长老外，谁也无法将这只独木舟划出十米远，一准很快便会翻船。）其余日子，多西菲伊神父均一人独处。

多西菲伊神父将一根橡树树干拖进自己位于人迹罕至之处的小屋，这树干上有个大树洞。长老会钻进这树洞，一连数小时向耶稣祷告，他甚至想完全摆脱自己本已卑微的隐修生活。

然而，这位完全脱离尘世的神秘独居修士，却以自己充满爱心的灵魂义无反顾地关注这个世界，用他热情的祈祷，用他的写作，但在他死后我们才发现了他的著作。我和尼基塔神父在整理多西菲伊神父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台打字机，以及长老亲手用复写纸抄写四份的书，即《新约》、古代苦修士的著作《阶梯》和《以撒·西林著作选》，还有五卷伊格纳吉主教（勃里扬恰尼诺夫）的著作。在当年，所有宗教文献几乎均被焚毁，这些书构成了一座真正的宝库。

多西菲伊神父有先见之明，在十位修士离开普斯科夫洞穴修道院之前很久，他便多次暗示会发生此事。他并不赞同这些修士的举动，但他怜惜他们，料到他们会有难处，甚至开始为他们储备食物，如面粉、罐头和其他东西。多西菲伊神父是参加过战争的退伍老兵，因而退休金不菲。在他去世之后，当那十位修士真的如他所料离开修道院，这些食物果然帮了他们中间一些人的大忙。

当地乡间酒鬼听说神父的退休金很高，便四处散布消息。一次，三个壮小伙子，区中心的著名窃贼，划船来到神父的隐修处，意在抢劫。他们闯进长老的修道小室，威胁要钱，有什么要什么。

多西菲伊神父平静地对他们说 ： “你们想要什么就拿什么。但先让我为你们祝福。”于是，他给他们做了祝福。

就在此刻，窃贼们惊恐不安，赶紧夺门而出，慌不择路地逃跑。

长老的身材高大矍铄，甚至在暮年依然具有非凡力量。在自己的隐修处，他多年间完全自理。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由尼基塔神父和拉法伊尔神父帮忙照顾他。一天，他们三人一起准备过冬的木柴。两位年轻修士扛来原木，多西菲伊神父用一把旧油锯将原木锯开。两位年轻修士累了，长老也同意休息。拉法伊尔神父想拿起那把老掉牙的油锯，却发现它十分沉重，可多西菲伊神父竟手持这把油锯马不停蹄地干了这么久，拉法伊尔神父震惊不已。当日，拉法伊尔神父和长老一起去草房取工具，他突然在自己的赤脚旁看到了一条沼泽蝰蛇。他吓傻了，可他却立刻听到了长老平静的声音 ：

“别怕，它不会碰你的。你拿上凿子我们就走。”

我问过尼基塔神父，他的苦修士长老是否性格十分严厉。尼基塔神父回答说，他可以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他当时只是一个十六岁的男孩，不知为何突然生了多西菲伊神父的气，甚至冲他喊叫起来。长老却冲到他面前跪下，含着眼泪请求他原谅，因为是长老惹得他发怒。

多西菲伊神父在复活节前的礼拜四去世。这天早晨，他划着他的独木舟顺着冰冷的春水来到教堂，参加完圣餐礼拜后返回隐修处。第二天，人们在河中发现了他的遗体，旁边是那只倒扣的独木舟。医生在太平间解剖遗体，惊讶地发现死者肠胃里没有任何食物残渣。尼基塔神父向他们解释，长老在整个大斋期除圣餐和水之外不曾进食任何东西。在民警的调查笔录上如此写明他的死亡原因 ：“体力完全衰竭后溺河而亡。”

多西菲伊神父在复活节周被葬于修道院的洞穴。当约翰神父走近灵柩，他看了一眼死者便两手一拍，喊道 ：

“你是被害死的啊，多西菲伊！”

果然，邻近地区很快便有传闻，称来自区中心的几位猎人喝醉酒后吹牛，说他们在河上开摩托艇，为寻开心把一位划独木舟的老年神父撞落水中。

多西菲伊神父终生追求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只有少数被上帝选中的人才能看见的目标，追求他自己的各各他。我们这些寻常人难以理解他的追求。后来，我们在长老的遗稿中发现他写给自己的这首诗 ：

想象中站立各各他，时时刻刻地思索

基督带给你的

崇高神圣的救赎。

他的一生有许多难解的谜。但有一点我们毫不怀疑，即上帝在最后时刻赐予

他机会，以履行圣子耶稣基督的各各他祈祷，圣子为那些将他钉上十字架的人、为整个人类祈祷道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约翰大司祭（克列斯奇扬金）称多西菲伊神父为俄国最后一位伟大的隐修者。

拉法伊尔神父如何喝茶

人们对拉法伊尔神父的态度有所不同。一些人完全无法忍受他。更多人则断言，是拉法伊尔神父改变了他们的一生。譬如，1993 年复活节在奥普吉纳隐修院遇害的三名年轻修士之一瓦西里修士（罗斯里亚科夫）常说 ：“我剪发做修士归功于拉法伊尔神父，我获封神职归功于他，我的一切都归功于他！”

拉法伊尔神父能对人的灵魂产生如此非同寻常的作用，其秘密何在？除了一位乡村神父在节日和礼拜天通常要做的教堂礼拜，他还做了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困难。熟悉他的人会说，拉法伊尔神父基本上只做一件事，即喝茶。他请来他这里的每个人喝茶。就这些。还有，他有时也修理好他那辆黑色的扎波罗热人牌小汽车，以便找个借口到别人家做客—— 喝茶。这一次真的就这些了！

以外部世界人士的眼光看，这是最典型的无所事事。有些人就这么看他。但是其实，拉法伊尔神父与上帝似乎有某种特殊约定。因为，与他喝过茶的人全都成了东正教徒。无一例外！从疯狂的无神论者或对教会生活完全绝望的知识分子，到不可救药的刑事犯。我见过的每一个人，在结识拉法伊尔神父并与他一起喝过茶之后均毅然决然地走向了宗教生活。

不过说实话，拉法伊尔神父甚至不善于得体地布道。他最好的表现就是 ： “嗯…… 唔…… 兄弟姐妹们，这个…… 过节好，东正教徒们！”

一次，我们的确为他感到害羞，便劝说他在本堂节日做一次布道。他情绪高昂地出面布道，结果却令人十分沮丧，大家均羞愧难当，尽管他本人相当满意。然而，一坐到蒙着油布的木桌前喝茶，他就像完全换了一个人。经常有一些

饱经痛苦、疲惫不堪的人自世间来到他这里。一个寻常人根本无法忍受这些无休无止的来访者，其中时有任性倔强的人，遭受欺辱的人，他们带来大堆无法解决

的难题和没完没了的疑问。但拉法伊尔神父却能忍受这一切，忍受这些人。甚至不是忍受，这一用词并不准确。无论与谁在一起，他从不感到难受。无论与谁喝茶，他都觉得时光美好，回忆普斯科夫洞穴修道院生活中的有趣往事，谈谈古代的苦修士和洞穴修道院的长老。因此，大家不可能放过与他一起饮茶的机会。尽管老实说，仅靠谈话本无法改变那些无望迷失于冷漠世界、或更可怕地迷失于自我的人。欲改变他们，需要向他们揭示另一种生活、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共同欢庆胜利的，并非荒谬、痛苦和残酷的不公，而是强大永恒的信仰、希望和爱。而且不仅仅是揭示、远远地展示和诱惑，而是要把他们带入这个世界，挽着他们的手，领他们来到上帝面前。只有此时，他们方能突然认出他们原来早已认识并热爱的上帝，他们唯一的创造者、救主和圣父。唯有此时，生活才会发生真正的变化。

但全部的问题在于 ：该如何步入这一神奇世界呢？任何普通的人类手段均难以奏效，任何尘世的权力亦无能为力。没有任何后门可走，任何金钱均难以购买。眼睛也难以窥见这个世界，即便所有侦察员和特工全都赶来相助。结果表明，即便自神学院毕业，甚至获封神父或主教之神职的人，也未必就能大摇大摆地进入这一世界。

然而，有些人却能与拉法伊尔神父一同乘坐他那辆黑色扎波罗热人牌小汽车舒舒服服地驶往那里！或者，那些与拉法伊尔神父一同坐在洛西奇村教区小屋喝茶的人会突然看见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呢？正因为拉法伊尔神父是前往这一世界的天才向导。对于他来说，上帝就是他的生活目的，就是他每时每刻与其共处的人。他也要将每一位来到他寒酸小屋的人带到上帝面前。

正因为如此，人们难以阻挡地奔向拉法伊尔神父！尤其近年，他那儿聚集起许多来客。约翰神父派年轻人去见他，还有几位莫斯科神父。拉法伊尔神父接待所有人，在他的小屋里没有多余人。

对于许多人而言，他不过颠覆了他们寻常的世界观。面对交谈者提出的问题，他善于给出准确而又出乎预料的回答，虽说他的方式有些随意（这是为了

让人觉得他不太当真），但他的回答让人精神一振，生活的真理突然就展现了出来！这一切会通过最细枝末节的小事显现出来。

一次，我们的扎波罗热人牌小车拉上一位同路人，驶向普斯科夫。这位气呼呼的怪人不仅不感谢拉法伊尔神父，反而平白无故地骂起神父来 ：

“你们这些神父全都是骗子！你们靠什么过日子？就靠骗那些老太婆！”拉法伊尔神父像往常一样温厚地忍受对他的辱骂，可他立即建议道 ：

“你试着去骗骗老太婆看。老太婆上了年纪，活了一辈子，你倒是去骗骗她看！你这是在党员会议上听来的，你就像是唱机上的唱片，只是个传声筒。”

这位旅客被这个说法惊呆了。

“是- 是啊！ …… 可骗不了我的外婆…… 也骗不了丈母娘！ …… ”

随后一路上，他一直在向拉法伊尔神父提问，问世上的一切，但多数问题关涉他不甚了解的教会，关涉他一无所知的节日和古老风俗。道别时，拉法伊尔神父邀请他来教区小屋喝茶。

还有一次，拉法伊尔神父路过一座墓地，听见围墙内有一位妇人哭天抢地、悲痛欲绝。拉法伊尔神父的同行者听到哭声亦觉恐惧和绝望，感到不舒服。

“这上帝的女仆哭得多么可怕啊…… ”其中一人说。拉法伊尔神父却回答 ：

“不，她不是上帝的女仆！这不是东正教徒的哭声。基督徒不会因为悲伤而绝望。”

他会毫无恶意、但有的放矢地对一位神父说 ： “瞧你这副嘴脸！怎么，昨天电视又看多了吧？”

一位姑娘问他找什么样的神父做忏悔最好，他回答说 ： “找个最胖的！他觉得自己有缺陷，因此会更专心地接受忏悔。”

一次，在圣三一节前一天，我和拉法伊尔神父、伊里亚·达尼洛维奇一早去树林砍小白桦树时，为的是照惯例用小白桦树装饰教堂。当我们开始砍树，我突然有些可怜它们，它们长啊长，长成了树，可我们却砍倒它们，只是为了把它们

在教堂里摆上一两天。我的哀怨激怒了拉法伊尔神父。

“您什么也不明白，格奥尔基·亚历山大罗维奇！白桦树会感到幸福的，如果它能被用来装饰神的教堂。”

拉法伊尔神父不仅能替树木作出回答，也能替整个宇宙作出回答。

我记得，一个春日夜晚，我和拉法伊尔神父、尼基塔神父一同走在波罗维克附近神奇的林间道路上。星空在夜间愈显壮丽，我们不由得欣赏起来。

“这无边无际的壮丽宇宙，这无数个世界，难道是上帝专为我们创造出来的吗？我们生活在这个渺小的星球上，这个星球无法与宇宙的无限相提并论。”我想。我将这些抒情的思索与我的旅伴分享，拉法伊尔神父立即大包大揽、毫不动摇地解答了我的疑虑。

“理性的生命只有地球上才有，”他说道，接着又解释，“如果其他地方也有的话，上帝一定会告诉摩西，在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摩西就会告诉我们，哪怕是暗示。因此您就不用怀疑了，格奥尔基·亚历山大罗维奇，宇宙就是上帝为人类创造的！”

“那为什么要有无数的星星挂在我们头顶呢？” “这是为了让我们在看星星的时候感觉到神的力量。”

还不止于此！拉法伊尔神父有时不仅替宇宙发声，还会替上帝本人说话！ 一次我们谈到，世间有无上帝不爱的人。众人异口同声地道出经书上的正确

答案 ：“上帝爱众人。”可拉法伊尔神父却突然说道 ： “不是这样的！上帝不爱胆小的人！”

他对人所持的态度十分单纯。

一次，一位女邻居给拉法伊尔神父带来一罐黄瓜。 “神父，您好歹拿一些吧！要不它也会坏掉的。”她叹了一口气，说道。 “那好吧！”拉法伊尔神父慷慨地答道，“您要是舍不得倒掉，我就来把它倒

进泔水坑。”

一位莫斯科女客人来见拉法伊尔神父，却无论如何不愿扎头巾。拉法伊尔神

父严厉地对她说 ： “您又没戴头巾？我要往您脑袋上钉颗钉子！”

女客人吓坏了，再也不敢摘下头巾。据说，她睡觉时也戴着头巾。

拉法伊尔神父对那些侮辱他或仇恨他的人所持的态度令我们震惊。他一生遇见不少此类人，其中不乏教友和神父。拉法伊尔神父从不说那些人坏话，甚至从不带谴责腔调。总而言之，他从不谴责任何人，除了对苏维埃政权时有抱怨—— 拉法伊尔神父对苏维埃政权态度特别。

在那些年代，苏维埃政权一方面总是挥之不去，时而严重妨碍到我们的生活。可另一方面，它对我们而言却仿佛并不存在。我们对它并不关注。就这一意义而言，譬如，我们并不完全理解当年那些持不同政见的信徒，他们将与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视为其主要目的。对于我们来说这一点显而易见，即苏维埃政权很快便会寿终正寝、轰然倒塌。尽管它暂时还会严重伤害我们的生活，譬如把人关进监狱和疯人院，迫害人或直接杀人。但是我们相信，离开神的意志，一切均难以存在。正如古代的苦修士福尔斯特神父所言 ：“如若上帝愿意我活着，他便如此安排 ；如若他不愿意，我有何必要活着？”

拉法伊尔神父不时要得意地挑逗一下普斯科夫州政权和区政权，尤其在他成为乡村教堂的住持和唯一的神父之后。按照要求，他应每年递交关于洗礼和婚礼数量的统计报告。在这些统计报告中，拉法伊尔神父给出的由他主持婚礼和洗礼的人数十分庞大，竟多达四位数，这让当地的宗教事务委员会大惊失色。最终，普斯科夫州委员会弄清他在胡闹，便展露出真正的仇恨和残酷的迫害，因为这种拉法伊尔统计学，因为那辆挂着白色窗帘的黑色扎波罗热人牌喷气推进小汽车，也因为去神父教区做客的数以百计的人。但拉法伊尔神父并不气馁，即便一年数次被宗教事务委员会官员调动，从一个地方迁至另一个地方。

我们经常抱怨俄国的宗教书籍如此之少。当局仅允许出版几种印数极少的教会书籍，除此之外的宗教书籍出版行为不仅被禁止，还会遭受刑事惩处。一次我们想入非非，想在多西菲伊神父隐修处建一个印刷所，印制宗教文献。我们十分

迷恋这个幻想，开始与许多熟人热烈讨论我们未来的出版社。

某年 11 月 7 日前夜，拉法伊尔神父前往莫斯科购置汽车配件，在我那里小住一天。我们决定与他一同前往他的教区，礼拜天加上十月革命节，我有将近一周的假期。

晚上，拉法伊尔神父坐在我的房间里，为消磨上火车前的时间，在电话里与几位熟人聊天。可话筒里老是响起各种噪音。拉法伊尔神父认定是克格勃在窃听，于是便开始痛骂苏维埃政权。他说，苏维埃政权甚至不会安装高质量的窃听装置。我大惊失色，暗示神父，电话可能的确被监听。可这更激起了拉法伊尔神父的斗志。

“瞧，格奥尔基·亚历山大罗维奇已经吓得半死了！”他冲着话筒大声喊道，“没什么，小共青团员们，小布尔什维克们！苏维埃政权马上就要垮台了，那时候你们怎么办呢？我们马上就要准备出版图书了，我们要在隐修处建一个印刷所！我们还要给你们这些小共青团员们、小布尔什维克们主持洗礼和婚礼呢！”

接下来还是诸如此类的话。我很紧张，可后来我摆摆手，甚至不再听他唠叨了。

如同往常，我们在最后一刻冲向火车站。当我们踏上徐徐开动的列车最后一节车厢的踏板，拉法伊尔神父表现得就像一位特技演员。在此之前，他则把大家折磨得够戗。

“神父，离开车只有一小时了！”我们提醒道。 “怎么，还有整整一小时？那我们就做上茶碗！”

他指的是茶壶。“茶碗”这个劳改营用语是维克多神父教给我们的。做上茶壶—— 在那些不慎与拉法伊尔神父同行的同伴们发出的不安叹息中，我们坐下来喝茶。

“神父！离开车只有半小时了！我们路上还要二十五分钟！”同行者绝望地哀求。

“不忙，再喝两小杯。”拉法伊尔神父不愿让步。

如若无人发作，一切照例会平安无事。拉法伊尔神父在只有他才知道的某一时刻最终会惊讶地问道 ：

“我们干嘛还坐着不动？要赶不上火车了！”

于是，众人对他赐予的出发机会感激不已，连忙站起身来，向车站奔去。虽说有两三次我们只得目送火车离去，可这个游戏仍每次重演。

当晚，在关于隐修处和出版社的电话闲聊之后，我们顺利赶上火车。我们抵达普斯科夫，立即前去尼基塔神父处做客。我们给他带去图书和食物，聚在一起，开始朗读我们在莫斯科刚刚找到的一本新书——《西卢安长老》。

11 月的天气还有些冷，但阳光灿烂。清晨我们做完祷告，又坐下读书。可是，我们静心的阅读却被突然打断，门外传来好几辆驶近的汽车发出的声响。对于波罗维克这个偏僻小村而言，这非同寻常。我们往窗外一看，便明白他们是冲我们来的。从两辆伏尔加牌轿车和一辆卡车上钻出几名警察，还有一些身披斗篷、头带帽子的便衣。

老实说，我吓傻了。尼基塔神父也一样。可拉法伊尔神父、伊里亚·达尼洛维奇和维克多神父却不动声色。只有“小老头”坏笑一下，准确无误地说出了来者是何人。

“全都待在原地别动！出示证件！”

率先冲进门来的警察吼道，他大腹便便，是本地片警，我们都认识他。其他五六位冲进屋里的来客，则恶狠狠地盯着我们，只不过没掏出手枪。

“出示证件！全都出示证件！”那位先前温厚善良的片警疯狂地喊道，竟使得一位与他同来的便衣要他别太激动。

实际上，他们只查看了我的证件。接着，好几个人同时向我提问 ：你是什么人，户籍在哪里，在哪里工作，为何来这里，为何没按照规定在当地机关登记。我首次遇见这种情况，不知该如何作答。但让我更为慌乱的是，朋友们看出了我的胆怯。

突然，那个片警救了我。他再次吼叫起来，但这回更切中要害 ：

“地下印刷所在哪儿？！快说！快回答！我们全都知道了！你们是隐瞒不住的！”

他像消防警报器一样喊叫，他的脸当着我们的面变成紫红色。

起初我们只是惊讶地看着他，不明就里。什么印刷所？我们隐瞒了什么？可后来我和拉法伊尔神父明白，此事原因就在于我们曾与朋友聊到这“令人畏惧”的印刷所，或许就是在电话中提及的。

大嗓门警察又立即佐证了我们的猜测。

“我们全都知道！ …… 你们有个印刷所。在地下隐修处。全都别动！出去！ …… 我说了，出去！拿上东西！给我们指路！你是主人吧？”他当胸推了尼基塔神父一下，“你带路！给我们指路！”

“他哪里也不去，”拉法伊尔神父打断他的吼叫，“我们谁都哪儿也不去。” “什么- 么？！”这名制度的卫士再次喊起来。 “我们也不会把我们的印刷所指给你们看！”拉法伊尔神父又说道。

他似乎在暗示印刷所的确存在。我很快明白，事情并非真的如此。

又过了二十分钟，不速之客们软硬兼施，要我们招供一切，带他们去隐修处，交出印刷机。可大家看着拉法伊尔神父，顽强地保持沉默。

最终，不速之客们到院子里搜查。他们回来后说，没有我们他们也能找到印刷所，只要我们告诉他们，如何更快到达隐修处。拉法伊尔神父意外地为他们指了一条路。他心狠地给那些密探指了一条最远、最难走的路，要在沼泽和密林中穿行十五公里。

这是 11 月初。四周的沼泽已结上一层薄薄的冰。深受鼓舞的来客们立即踏上了他们的悲伤之旅。

我问拉法伊尔神父 ： “他们如果淹死在沼泽里，那该怎么办呢？” “他们是淹不死的，”他回答，“他们会英勇地相互救命的。”

时在早晨八点。我们喝了茶，为尼基塔神父的一位教民婆婆劈木柴。我们整理了教堂。冷雨一直下着。可雨落之前我们已散完步，伴着小雨吃饭，不慌不忙地想象那几位夏洛克·福尔摩斯搜寻印刷所的场景。直到晚上七点，在寒风刺骨的黄昏，当我们舒舒服服地围坐在茶炊旁，早晨来过的那几位客人又重新走进屋里。他们的模样太可怜了！他们从头到脚湿透，浑身冻僵，疲惫不堪，看上去十分可怜，使我们真想递去一杯热茶。

“印刷所究竟在哪儿？”一位便衣悲哀地、不带任何指望地问。 “什么印刷所？”拉法伊尔神父喝了一小口茶，问道。 “地下印刷所…… ”便衣又说，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话十分愚蠢。 “啊，地下印刷所！ …… 你们在隐修处没找到吗？”

“明白了…… ”便衣愁容满面地说，“给杯热茶喝吧！” “你们去村苏维埃喝吧。”善良的拉法伊尔神父回答。

“明白了…… ”便衣又说了一句，颓丧地叹一口气。离开时，他没精打采地对拉法伊尔神父说，“等着瞧，你可别后悔！”

便衣并非骗人，他兑现了他的威胁。一周后，拉法伊尔神父被遣至另一教区。两月后，又换了一个教区。可拉法伊尔神父对此已经习惯。

我们家不曾有过汽车，因此在与拉法伊尔神父一同乘坐他那辆黑色的扎波罗热人牌小汽车奔驰在普斯科夫的原野时，我总以为他的驾驶方式完全正常。很久之后，我才明白并非如此。不过，拉法伊尔神父是一位出色的司机，因为在奇斯托波尔他不仅热衷自行车运动，还参加过全州的汽车拉力赛。

拉法伊尔神父只在需要停车时才踩刹车。其他情况下他均勇往直前。他尽量不用刹车，用他的话来说，是为了不磨损刹车片。还有，他会在全速行驶中突然修理起方向盘，他会摘下方向盘，在方向操纵杆上鼓捣起来，直到最后一刻他才装上方向盘，开始拐弯。我早已习惯这种驾驶方式，但其他乘客却会立即被吓傻。

一次，我与拉法伊尔神父开车去普斯科夫。离城七十公里处，有位神父站在

路边搭车。这是我们的熟人格奥尔基神父，他是一位彼得堡画家，后成为神父，来到普斯科夫的一个教区。我坐到后排，格奥尔基神父坐到副驾驶位置上。我们继续赶路。

格奥尔基神父很快便紧紧抓住自己的公文包，死死盯着前方。我们明白这位谈伴不愿分心加入交谈，便自顾自地聊起我俩的话题。过了一段时间，拉法伊尔神父开始抱怨汽车有些跑偏，也就是说，方向盘有些问题。在一段直路上，他按照自己的习惯，在并不减速的情况下摘下方向盘，低下脑袋去修理方向杆里面的毛病，不时抬头看看路面。与此同时，他还照例要骂几句苏维埃政权，说它造不出合格的汽车。

我们驶近一处弯道，我提醒拉法伊尔神父注意拐弯。他看了一眼路面，又稍稍调整了方向，最后才装上方向盘。然而，方向盘却无论如何也难以归位……

“神父，快到了。”我说，我的意思是，没有方向盘我们是无法拐弯的。

拉法伊尔神父也慌了，但并不减速。在最后一刻他还是装好方向盘，他猛打一把方向盘，我们顺利躲过危险路段。我们又骂了几句我们国家的汽车工业，然后便转向另一个同样有趣的话题。我俩已忘了刚才的事，可前座突然响起格奥尔基神父非人的叫声 ：

“停车！！！停车！！！”

这声可怕的叫声让拉法伊尔神父大惊失色，他不惜牺牲自己的驾驶准则，踩下刹车。

“您怎么了，神父？！”我和拉法伊尔神父惊慌地同声问道。

作为回答，格奥尔基神父像子弹一样窜出汽车。站到路面上，他才把脑袋伸进车窗，喊道 ：

“永远不！你听见了吗？我永远不坐你的车了！”

这时我们才明白，自开始修理方向盘起，格奥尔基神父就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我们请求他原谅，并保证接下来会小心谨慎地驾驶，可格奥尔基神父坚决拒绝回到黑色扎波罗热人牌轿车上。他走到稍远处，开始拦过路车，并不时朝我们

这边看两眼。

尽管拉法伊尔神父的某些举止甚至可以说是胡闹，可众人却发现，不仅他的祈祷惊人地灵验，他的祝福也很有效力。一次，我与他发生争吵。我此刻甚至记不得起因，只记得当时气得够戗。当时正值洞穴修道院的本堂节日圣母安息节，可在气头上的我决定不等圣母殓布葬礼仪式举行就返回莫斯科。该礼拜于圣母安息节后第三天在修道院举行。临行前，我竭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仍去拉法伊尔神父处请求他祝福我上路。

“格奥尔基·亚历山大罗维奇，您怎么敢在圣母葬礼日离开呢？”他感觉惊讶，“我不管怎样都不会为您祝福！您今晚就去圣母灵前祷告，之后您才能走。”

“什么？！”我发火了，“随您的便好了！再说，主要的节日圣母安息节已经过去了。至于祝福，我可以随便求修道院的一个神父替我做。”

说完此话，我便转身离开。可不幸的是，我却连一位神父也没遇到。所有神父均在准备持续时间很长的晚祷，或去某处主持礼拜。离火车发车的时刻已经很近，我摆摆手，便急忙去乘公共汽车。在汽车站我又遭遇一个意外 ：去普斯科夫的车票已售罄。可这并未止住我的脚步。我央求售票员，她最终为我找到一张车票，但班次极不合适，这班汽车虽然能在我那趟火车发车前赶到普斯科夫，但先要在附近的许多村庄绕一大圈。我坐在第一排靠窗座位，很快，我眼前便显现出一幢幢被雨水淋湿的乡村房屋和一片荒凉的北方田地。

我情绪极坏，不能再坏了。与拉法伊尔神父的争吵让我心头压上一块石头，我毕竟很爱他。当然还有良心的谴责，因为我就这么在圣母安葬节前离开了。也未获得上路的祝福……“瞧我竟到了这个地步！”坐在勉强能跑的老爷车里，我脑中闪过这样的念头。在邻近村庄绕了一圈后，我们驶上通往普斯科夫的大路，汽车也跑得欢快一些了。

我们驶过前往洞穴修道院的路口，靠窗的我看着路面，只见一辆红色的日古利牌小轿车试图超越我们的大巴。我漫不经心地看着日古利超车，可它在超车之后却突然往右侧翻，滑进我们这辆伊卡洛斯牌大巴车的前轮下，响起一阵刺耳的

拉法伊尔神父如何喝茶

贝加尔湖村落

（重彩油画 100X120cm 2015 年周昌新作）

金属撞击声和刹车声。乘客们的身体猛地冲向前方，全都喊叫起来…… 我叫得最响，我瞬间被一个可怕的念头所惊倒 ：

“这都是因为我！！！”

这想法或许既愚蠢又可笑，可我至今想起那个久远的事件，仍坚信其发生是因为我的罪过，因为我的固执，因为我的一意孤行。但当时，众人全都惊慌失措，无人注意到我的喊叫。

大巴顶着那辆轿车在路面上又滑行了数米方才停下。我们的司机打开车门，奔向那辆被压扁的轿车。大巴正压在完全变形的轿车上。乘客们也随司机跑过去。站在扭曲的日古利轿车前，大家全都吓呆了。突然，轿车的门吱呀一声开了，从车里钻出一只巨大的黑色纽芬兰犬。这条狗刺耳地哀嚎，急忙沿着公路溜走了。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一只狗，在它最害怕的时候会如此夹起尾巴，它的尾巴夹在肚皮上，一直顶到颈脖。跟在纽芬兰犬后面，车里又钻出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女孩。谢天谢地，她毫发无损！女孩冲着跑远的狗喊道 ：“王子！王子！回来！”然后便向那条狗追去。

我们的司机拉出日古利轿车的驾驶员。小车里再无他人。这男人看上去也伤势不重，他只是在事故中受到震伤，脸上有几道新伤痕。可怜的日古利车则完全报废。

走出大巴的乘客们见无人伤亡，便如释重负地议论起来。可我突然之间却更加严厉地怨恨起自己的命运。我与十来位同路人开始拦顺路车，希望能按时赶往普斯科夫。我钻进牛角尖，偏要坚持己见！我无论如何要回莫斯科！

我在路上又蹦又跳地拦车，拦了十五分钟，可过路司机见我们大巴旁聚着一大群要去普斯科夫的人，谁也不愿停车。最终我看了看表，明白我无论如何也赶不上普斯科夫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了。

几分钟后，一辆从普斯科夫开来的大巴车停在事故现场，司机提议把愿意的人拉回洞穴镇。没有其他办法，于是我很快就回到了我不久前惭愧地逃离的地方。

修道院里正在举行圣母殓布葬礼。按照传统，这一仪式在米哈伊尔教堂广场露天进行。我找到拉法伊尔神父。看到我，他一点也不惊讶。

“格奥尔基·亚历山大罗维奇，是您啊！” “对不起，神父！”我说。 “礼拜结束后我们一起去看‘小老头’吧？”

我点点头，站到他身边，我俩专心致意地祈祷起来。

一次，我已在出版部侍奉，皮季里姆牧首请我带他的几位亲戚去普斯科夫洞穴修道院，这些亲戚是他的姐姐及其女儿和两位侄孙女。牧首的姐姐奥尔迦·弗拉基米罗夫娜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学家，她女儿也研究建筑，两位小姑娘则刚刚中学毕业。她们当然都是虔诚的教会人士，但她们主要与莫斯科的神父和主教们交往，从未见过洞穴修道院修士这样的神职人员。

访问修道院后，尤其在会见约翰神父之后，她们满怀观感返回莫斯科。火车上，我给她们讲了许多我和拉法伊尔神父、尼基塔神父一同经历的奇遇，当我们的列车驶近拉法伊尔神父所在的波尔霍沃时，我的女旅伴们说，她们很想见见这些神奇的神父。我回答说，拉法伊尔神父和尼基塔神父一定能见到，没准我们马上就能遇见他俩。女士们对我的话将信将疑，可我还是来到过道上，想看看我的两位朋友是否真的会突然现身车站。

当然，这“突然”还真的发生了！列车在波尔霍沃仅停靠两分钟。当列车已经滑动，拉法伊尔神父和尼基塔神父才飞入站台，追着开动的列车狂奔。我挥动双手冲他俩大喊，他俩顺利跳上我们这节车厢的踏板。

原来，他俩打算去莫斯科购买汽车配件，他们两人仅有一张卧铺票。可我却恰好有一张多余车票。

当我与两位修士一同站在我的女旅伴们面前，她们无法相信出现在她们眼前的正是拉法伊尔神父和尼基塔神父。女士们请两位神父坐到小桌旁，摆出准备路上吃的所有食品，还在列车员那里订购了茶水。

端起茶杯，拉法伊尔神父顿时来了精神。女士们向他提出很多问题，其中也

问到普斯科夫森林中偏远教区的艰难生活。

“尼基塔神父的村子里，有时有熊跑到教堂的台阶上来！”拉法伊尔神父呷了一口茶，说道。

“真的跑到台阶上了？”女士们大为惊讶，尊敬地看了害羞的尼基塔神父一眼。

尼基塔神父像往常一样有些口吃，他诚实地回答 ：

“五年前，有只兔子的确跑到我教堂的台阶上来了。从那时候起，在拉法伊尔神父的故事里，这只兔子开始变成一只狐狸，后来渐渐变成一只狼，今天又变成了一头熊。”

“真的，最危险的野兽就是熊和野猪。”拉法伊尔神父并不在意，继续说道， “人们以为，野猪只会拱地，只会哼哼 ；熊只是个毛茸茸的小家伙。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熊可是一种狡猾可怕、残酷无情的野兽！它会猛地向人扑过来，扒下人的头皮。然后把人扯成碎片，有时还会把人的脑袋扯下来！”

如此活灵活现的场景让女士们感到难受。拉法伊尔神父显然发觉到这一点，决定鼓舞她们一下。

“但有一种办法可以防止熊的攻击。”

“什么办法呢？”牧首的姐姐奥尔迦·弗拉基米罗夫娜喊道，嗓音里充满希望，似乎这列火车并非在将她带往莫斯科，而是送入一片饿熊出没的密林。

拉法伊尔神父没等对方多问，便很有把握地说道 ：

“您一遇到熊，就应该马上停下脚步等待。如果它不饿，就会哼哼几声，转身走开。”

“如果它饿呢？！”

“那就糟了…… 那就要拼命逃跑！” “逃跑？ …… 往哪儿逃？”

“随便往哪儿逃！不过当然要明白，熊会扑您的。” “那怎么办呢？”女士们绝望地喊起来。

“只有一条路可走。应该选一棵大树，毫不犹豫地爬上去！”

女士们瞪大眼睛，屏住呼吸听着他的话。她们似乎正生动地想象自己正吃力地爬上树干，以躲避那头饥饿的野兽。

拉法伊尔神父并未让她们安心。 “可是熊也会马上跟着您爬上树来的！”他警告说。 “那该怎么办呢？！”

“您只有一个自救办法。应该及时爬到高处，等熊爬到离您很近的地方，您就脱下棉袄，朝它扔过去！熊不知道这是棉袄，以为这就是您本人！它会张开四个爪子抱住棉袄，自然也就松开了树干。这样一来，它就掉下去了！它的身子扑通一声砸在地上，会摔断颈椎！这时您就可以不慌不忙地下到地面，得意洋洋地用脚踩住它的胖肚皮。”

大家全都因为这一幸运的结局而快乐地笑起来。可拉法伊尔神父却没让听众放松。

“在路上遇到野猪更可怕！”他表情严肃地继续说道，笑容在他那几位女听众的脸上转瞬即逝，“野猪是一种可怕的机器，它钢身铁嘴。它要是扑倒人，一定会把人吃得精光，连一片衣服角也不会留下。它就连滴上一滴人血的土块也要吞下去！宇宙中有过的一个人，一转眼就不见了…… 不过，还是有办法躲开野猪。”

“有什么办法呢？！”几位来自莫斯科的旅行者问道。

拉法伊尔神父用庇护的目光环视众人，就像学校里的老师，然后提出一个问题 ：

“你们如在森林里遇见一头野猪，你们应该怎么做呢？” “拼命逃跑！”女士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可她们立刻又害怕地小声说道 ：“可

野猪一定会追我们吧？ …… ” “不错！”拉法伊尔神父赞许道，“那你们接下来怎么办呢？” “找到一棵合适的树爬上去？”

“对啦！” “野猪也会爬上来追我们吧？”

“不会！”拉法伊尔神父安慰自己的女旅伴，“野猪不会爬树。” “太好啦！”女士们欢欣鼓舞。

但她们显然高兴得太早了。 “野猪不会爬树，”拉法伊尔神父又肯定地重复一遍，“可野猪从来不会扔下

猎物。野猪会用另一种方法抓到您。您爬到树上，它就开始拱您这棵树的树根。它会发疯地拱土，不吃不喝，也不睡觉，直到这棵树呼隆一声倒下来。”

“那又该怎么办呢？！”女谈伴们完全绝望地喊道。但拉法伊尔神父安慰她们道 ：

“有个办法，唯一的办法。您要在您待的树上选一根最粗的树枝，顺着这根树枝尽量爬到离树干最远的地方。野猪这动物很有力气。可它也很笨。它只知道在它的猎物、也就是您待的树下面拱土。它会白天黑夜地拱。一连两天，三天，或许四天。您只需要待在您的树枝上。四天过后，野猪会掏出一个大坑，最后由于筋疲力尽，它就累死在了这个大坑里。而这时，您只需要小心翼翼地爬回树干，然后下到地面。”

多年过后，我遇见了这几位女士，我们忆起那次旅行，忆起与拉法伊尔神父共度的那几小时，均感觉那是一段无比明朗欢乐的记忆。虽说那几位聪颖的女士十分清楚，这位乡村神父是在善意地逗她们开心。

后来，我与拉法伊尔神父仅在莫斯科匆匆见过一面。他有些反常，神情专注，有些不合群。再后来，他去世了。

未封圣的圣徒

“神父开奔驰车撞死了！神父开奔驰车撞死了！”一群小男孩叫喊着，从拉法伊尔神父小屋的窗前跑过。

我们坐在他的房间里，知道那些孩子说的是实话。

死亡的秘密蕴含着诸多教益。死亡的秘密置身其间的环境亦蕴含诸多教益。拉法伊尔神父的死同样教给我们很多东西。归根结底，这完全符合他的风格，拉法伊尔神父作为一位神职人员即便有所教导，也是顺其自然，没有多余的训诫，不惹人厌烦。

我认为，他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因为在去世的前一年，拉法伊尔神父在教会圣物流通处买来了一面覆盖棺木的罩布，挂在床铺上方。自那时起，他变得严肃起来，沉默寡言。我们全都看在眼里。尽管前往他小屋的人流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显著增多。他最后三年在小镇波尔霍沃任住持。去他那里的人如此之多，一位熟悉的神父在去看他时甚至说道 ：

“你这里怎么回事？有猫，还有女孩！”

的确，拉法伊尔神父的屋子里满是猫和女孩。不过，来到此处的年轻人均带着他们的精神问题和生活问题。有些夫妻来自莫斯科，他们已闹到濒临离婚的地步。总之，这间屋里什么样的人都能遇见。每个人都不无醋意地认为，自己与神父的关系是唯一的、特殊的。

总的说来，这些虔诚教民对其心爱神父的态度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即“残酷”。拉法伊尔神父对此体会甚深。可他对这一局面处之泰然。他本人亦曾如此纠缠多位长老，尤其是约翰神父，他认为这理所当然，对灵魂的救赎很有裨益。他常说 ：“世上存在长老和神父，不正是为了这个吗？”

只是在深夜，拉法伊尔神父方将自己关进修道小室，一间用木板隔成的小斗室，他不让任何人进入这间斗室，然后筋疲力竭地躺在床上。缓过神来之后，他几乎彻夜祷告，履行修士的职责。

至于那位神父所说的“猫”和“女孩”，他的确领回家不少，尽管他并不养猫。他坐在瘸腿椅子上，用腿蹭蹭他喜欢的那只叫春归来的猫，说道 ：

“你这个浪荡女，又玩够了。”然后他又以猫的身份回答 ：

“不，你是神父，你许了诺言。而我却是无罪的造物。”

至于女孩，老实说，即便在拉法伊尔神父剪发当修士后，仍时常有人爱上他，更不用说他进修道院之前在奇斯托波尔的生活时期，当时他离不开女孩，尘世不愿放鲍里斯·奥戈罗德尼科夫离开。年轻时拉法伊尔神父喜欢骑摩托车。一次，在他已认识上帝之后，一位姑娘用感情征服了他，他最终让她坐上摩托车后座，开车狂奔，他在全速飞驰中转过脸去提议 ：

“现在让我亲你一下吧！” “傻瓜！！！”姑娘喊起来。她很快便不再爱他了。

拉法伊尔神父如此信仰上帝，如此爱上帝，他的心已装满上帝，再也容不下任何人。拉法伊尔神父是真正的修士。当然他也是一个十足的淘气鬼。他因那些爱上他的女孩所体验的烦恼，并不亚于那些女孩本人。

不，对于拉法伊尔神父而言，此类弱点并非主要诱惑。在他看来，这种诱惑似乎不值一提，只是无关紧要的爱好。

宗教生活中有这样一条法规，即一位修士除上帝之外不应再有任何强烈愿望。无论如何不应再有。至于渴望的是什么，无论是主教位置和学识，还是健康和某种物质存在，均毫无意义。甚至不应渴望长老身份和神学天赋。一切均源于神的意志。拉法伊尔神父自然深知这一点。可是，他依然有个梦寐以求的愿望。他在面对任何东西时均能体现出谦卑，除了面对一样东西，说来既奇怪又好

笑，这个东西就是汽车。他在这一方面拿自己毫无办法。他开着他那辆黑色的扎

波罗热人牌小汽车驰骋在普斯科夫的道路上，神情陶醉，似乎体验到了某种特别的自由感。约翰神父遇见他，每次都会警告他 ：

“你要小心啊！别迷恋你的车。”

拉法伊尔神父听了哼哼一声，不好意思地笑笑。可一切依旧。最终，当他燃起一个愿望，即无论如何要拥有一辆外国车，约翰神父真的激动起来。约翰神父坚决反对他有此类愿望，长时间地劝说他放弃这一想法。约翰神父说，如果的确需要买辆新车替代那辆破旧老车，也应该只买一辆最普通的车。

可拉法伊尔神父却狡猾地以自己的方式解释神父的话。他热情地向我们、同时也在向他自己证实，拥有一辆外国车，他恰好不折不扣地履行了教父对他的祝福，因为他只想有一辆普通汽车。仅仅一辆车而已，最平常的车。而任何一位理性的人都不会将苏联出产的交通工具称作汽车。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也只是改良版的布尔什维克机枪马车，只是机械大车。

如若一个人坚持不懈地追求什么，且这一愿望对他本人有害，上帝会通过人和生活环境，久久地、耐心地让他放弃毫无必要的致命目的。然而，我们若一意孤行，固执已见，上帝也会离开，让我们盲目的、软弱的自由达到其目的。

这一神性法则在拉法伊尔神父的生活中开始发挥作用。

一次，他帮一个人解决了家庭问题。这个忙帮得很大，因为保住了一个家庭。那人为表示感谢，送给拉法伊尔神父一辆旧奔驰车，我记不太清，或许是以象征性价格卖给拉法伊尔神父的。

这是一辆鲜红色的车。但不管怎么样，拉法伊尔神父因为这件礼物而欣喜若狂。我们立即提醒这辆外国车的幸福拥有者，他不久前曾信誓旦旦地说他决不会驾驶一辆共产主义旗帜颜色的汽车。拉法伊尔神父对此作出的回应甚至带有几分傲慢，他解释说，我们一无所知，因为他这辆新车的颜色是理想的复活节颜色……

起初整整一年，上帝均在设法避免灾难发生。拉法伊尔神父从来不是吝啬鬼。我们共同的朋友科里亚·费拉托夫一张口，拉法伊尔神父便将奔驰车借给他

使用一周。费拉托夫没过几天便弄坏汽车，甚至连马达也不转了，要花费很长时间、很大价钱修车。可这拦不住拉法伊尔神父。

这辆倒霉的汽车在莫斯科一家私人修理厂修了将近一年，拉法伊尔神父汗流浃背地忙乎，四处借钱…… 我们痛心地看着这一切，但爱莫能助。我们想 ：算了，会过去的，他开上自己的车，玩上一阵，那位先前的拉法伊尔神父便又会返回我们中间。

他的理想终于实现。莫斯科修理厂弄出了他理想中的那辆车，换了发动机，装上新轮胎。甚至连车身也漆成黑色—— 修士的颜色。最后，拉法伊尔神父又从什么地方弄到了一副“国产的”奔驰雨刷……

1988 年 11 月 18 日清晨，他坐进自己幻想的汽车。他开车驶向自己的教

区，在诺夫哥罗德附近列宁格勒公路 415 公里处撞车身亡。

按规矩拉法伊尔神父在三天后下葬。这天是他的命名日，即天使长米哈伊尔和所有天使的节日。拉法伊尔神父不止一次说过 ：“但愿死在教会里！如果到死都留在教会里，每一位东正教徒都会感到幸运。人们会为他举行礼拜。教会有最伟大的力量，甚至能洗净来自地狱的罪人。”

众多因为这场意外灾难而震惊和悲伤的人赶来参加他的葬礼。拉法伊尔神父的教子们向约翰神父提出了一个迷惑不解的问题，即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约翰神父在回信中写道 ：“拉法伊尔神父的漫游之路结束了。但上帝身边没有死者，上帝身边人人健在。只有他一人清楚在何时召唤何人离开此生。”

在那可怕的一天到来前不久，拉法伊尔神父曾去见约翰神父，称他在波尔霍沃的小屋早已破败，他问约翰神父可否另換一处或购置一间新房。

约翰神父没精打采地回答他 ：

“要买要换都一样…… 但你要挑一间正对祭坛的小屋。”

在汽车的问题上没有听从约翰神父的劝告，拉法伊尔神父自然感觉到良心上的谴责。他于是顺从地看遍了波尔霍沃教堂附近的房屋。可无人愿意出售房屋。拉法伊尔神父撞车身亡后不久，关于他的安葬出现了一个问题，大家认为，他是

在普斯科夫洞穴修道院剪发的修士，应被葬于洞穴。可当时接替年老的都主教约翰担任普斯科夫教区主教的弗拉基米尔，却主张葬拉法伊尔神父于他的最后一处侍奉地，即波尔霍沃教堂。他的长眠之地正对着祭坛。

在拉法伊尔神父遇难十六年后，尼基塔神父离世。尼基塔神父对于失去好友拉法伊尔神父最为伤感。曾被病魔附体的伊里亚·达尼洛维奇在我们奉献节修道院剪发，教名伊赛亚。他于四年前去世。乐天的囚犯维克多助祭终于实现了其夙愿，剪了发做修士。他也是在我们奉献节修道院剪发的，如今名为尼尔修士，是偏远的普斯科夫教区霍赫洛维·戈尔基村的神父。曾经的亚历山大修士如今是罗曼神父，他已在多西菲伊神父位于沼泽中的隐修处隐修多年。不久前，我们出版了他的一部诗集，其中收有他的出色诗作。

我将此书最后一章命名为《未封圣的圣徒》，尽管我的几位朋友均为普通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的教会中有很多。自然，他们距封圣还很遥远，甚至没有可能。然而，当神圣的礼拜即将结束，庄严的圣餐仪式完成，圣杯被摆上祭坛的供桌，神父会说 ：“圣物属于圣徒们！”

这就是说，基督的圣体圣血将被圣徒们领受。他们是什么人？这些此刻站在教堂里的出家人和俗家人，他们怀着信仰来到这里，等待接受圣餐，因为他们是渴望接近上帝的忠实的基督徒。其实，组成人间教会的人，尽管力量微薄，生来有罪，可他们是为上帝而活的，他们即圣徒。

在我们这几个人中，拉法伊尔神父无疑最为年长。这甚至并非因为他当时担任神父已达七年，在我们看来资格很老。这主要由于，我们在他身上看见了鲜活信仰的惊人范例。一个选择这种信仰的人，无论他有时表现出怎样的怪癖或弱点，仍能体现出这一精神力量。

我们为何如此喜爱拉法伊尔神父呢？他曾是个淘气鬼，他不会按部就班地布道，他对汽车的关照有时甚至超过对我们的关爱。可当他离去，我们内心是多么地思念他啊！他离开我们已有二十余年。

当深重的忧郁悄然袭来，试图侵占心灵，当我亲近的朋友们心生同样情感，

我便会想起这些与奇迹般神意相关的往事。一位苦修士曾说，每位东正教基督徒均可写出一部自己的《福音书》，均可道出他本人与上帝相见的欢乐喜讯。当然，无人能将这些见证与十二门徒的文字相提并论，因为他们亲眼见过尘世生活中的圣子。可我们虽然羸弱，虽然有罪，却也是他的门徒，世上最美的事，即静观神的意志在这个世界的惊人作用。

这些故事我曾讲给奉献节修道院的教友们听，后来又讲给我的学生们听，许多故事系在布道时所讲。我感谢我的所有听众，他们督促我写成此书。

我尤其要请读者原谅，因为我在本书里提及我本人。然而，这确实是第一人称纪实故事的客观要求。正如约翰大司祭（克列斯奇扬金）所写的那样 ：“我这些零散的片段性叙述并非关于我本人的故事，而是某些生活场景的插图。如今，当这床百纳被已经缝就，我一边抄写，一边翻阅，又回到过去，让我自己也感到惊讶的是，我竟目睹了如此之多的上帝仁慈……